《我们与恶的距离》获赞良心剧

    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一场无差别杀人事件，延伸出的几个家庭间，不同立场、不同参与者的故事……因孩子罹难濒临破碎的受害者家庭，儿子杀人于是避逃人群的加害者家庭，帮死刑犯辩护而受尽谴责的法扶律师，弟弟患精神疾病带给姐姐人生课题的家庭。当事件发生，我们会选择如何面对？

    互联网的时代，爱恨都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成为点燃情绪的导火索与恶意的泄愤口。《我们与恶的距离》每集片头都以网络上的热点新闻报道与跟帖评论开始，这些蘸满浓烈情绪的字句滑动、重组成片名“我们与恶的距离”，直观点明了第一种丈量方式：我们与恶可能只是一根网线的距离。

    随着镜头转场，时间线拉到罪犯李晓明在电影院开枪犯下无差别杀人案后的两年，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辩护律师等各方都由新闻舆论场这一入口进场。伤口是如此难以愈合，贾静雯出演女主角新闻台副总监宋乔安，作为事故幸存者她失去儿子的自责与对凶手的痛恨交织，很难有人能够苛求她去原谅作为下属的李晓明亲妹。但另一边，罪犯李晓明的家属的愧疚、痛苦与困惑同样是真实的：“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也不是没想过赔偿与道歉，但又怎能偿还得清、赔偿得起？对受害者而言，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就已是罪与错。

    选择为李晓明辩护的律师同样经受着网络暴力、被威胁、甚至被群众泼粪，但他说：“你们都希望他（李晓明）死，大家都希望他死，舆论媒体也希望他死，但是法律不是用来讨好人民和媒体的……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试着去预防，这类的事情在世界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你该不会真的认为杀戮游戏或是家庭教养的问题就是李晓明犯案背后的原因吧”？冷酷。但又无比清醒。将作恶之人放逐、定义为“精神病”，似乎可以维持“正常”的安全感，但这种声讨恶人、但不声讨恶的行为，并未挖到真正的病灶，真正的问题永远被搁置了——没有了李晓明，却依然会有无数李晓明的模仿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恶的第二种距离可能只是一个概率问题。这种“恶”是理性无法合理化的“纯粹之恶”，人们为处理这一问题发明了诸多命名法：阿伦特论述“恶之平庸”，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说道：“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的科学》的作者把“恶”这一伦理概念用科学维度解释为“共情腐蚀与闭合”。弗洛姆认为不健全的人格、集权主义催生了奥辛维斯的悲剧……

    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各显神通，种种理论都在试图解释“恶”，但面对李晓明式无差别杀人案、甚至是恐怖袭击，这个概率是理性无法解释的：恶的发生有时并没有什么原因。难以回答的“为什么”，将观众放在了一个极焦灼的观看位置：面对这样“纯粹之恶”，难道还不能马上消除ta吗？

    答案恐怕没那么干脆简单。《我们与恶的距离》非要将悬着心、憋着一腔怒气的观众放置到一个避无可避的观看位置：在剧中，不加思考的“死刑”、朴素的以暴制暴的正义感，只是在否认恶但无法消除恶，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另一种恶——剧情再次翻转，每一声正义、人道的声讨，新闻报道伦理道德的暧昧性。正义的卫士很可能也是无形的刽子手：精神病连同患者均被污名化，被正常社会隔离、被歧视、成为霸凌对象。这一行为甚至被民粹冠以正义之名：他们威胁社会安全、甚至会影响房价；群情激愤的“民意”下加害者的家属也正成为另一种被害者——这是我们距离恶的第三种距离：有时，正义和邪恶只一步之遥，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一样没有人性。

    作为一部犯罪与人情题材的群像剧，各种身份的人连番登场，不断破解和挑战观众的“安全感”与常识。迎合观众口味的作品常常是“娱乐至死”的面孔，多少会背离艺术的自律性，但“轻松”本身也无可厚非：毕竟，现实已足够沉重，这些“未必可靠却乐观”的心理按摩与救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在相反的一极《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将湿漉漉又血淋淋的现实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更需要艺术创作的勇气与信念感：因为表达真实，某种程度上就会触犯观众，但为屏幕前的观众撕开了一个思考的口子。

    人性+大数据：“社教剧派”的硬核现实

    观众打出的高分有据可依：“现实题材，严肃话题，法律道德的拉扯，人性的亲密疏离，善恶的争辩，新闻理想的偏离，只看一集引出这么多话题，这种剧不打五星还要打什么！”

    《我们与恶的距离》所打开有关现实的思考维度，内在于“社教派”编剧吕莳媛的创作脉络中，真正坚硬的现实是正视人性：以近乎零度的情感立场冷峻地呈现一种复杂而又活生生存在的现实，创作者并未有事先预设宣扬某种价值，只是不断地提醒你：睁开眼，再睁大一些，去看，去保持怀疑，去质询真相。答案可以是多样的，剧中人的做法或许是错，但将矛盾暴露出来的创作并不是罪、更不能称之为错。

    剧中老师对李晓明的妹妹语重心长道，“不要去挑战人性”。因为世界是立体的、从不是非黑即白，编剧无限逼近人性的复杂与阴影面，行大善的人也会有小恶，所以剧中角色从不是单纯的好人/坏人。武断地设下种种偏见，可以维持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但不堪一击。剧情并未利用偏见去煽动不同群体间的对立，悲剧中的每个个体都各有自己的不幸。这是《我们与恶的距离》不断在强调的：要从各式各样的标签下解放具体的人性。

    马拉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定义就是杀戮，暗示就是创造”。“精神病人、心理变态、杀人凶手、屎尿人渣…这些词语出现在每一集片头，展示网民评论的画面中”，这些定义、划分的标签正是对他们的抹杀——完美是对人性的扼杀，是抹平了那些人性中有趣的纹理和皱褶，呈现出一种光滑平板的“漂亮”，但内里实际上是缺乏自省的洋洋自得。在剧中，律师为罪犯辩护并非就是洗白，追逐热度与眼球的记者也未必在传递真相，作为辩护律师家属在宏观正义真相与家庭私人生活间的摇摆、纠结，编剧没有传递任何一种廉价的道德感，主角也没有忙着自证伟大、进而感动自己。

    相应地，剧作呈现为一种网状因果结构，恶因与恶果互相喂养、互相毁灭，多种热门社会话题交织：废除死刑、精神病人的权利、新闻伦理、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争、风险社会保障等等。被称是“有着公共论坛意义的连续剧”，这有赖于大数据的支持：流媒体的平台支持与制作方的大数据调查，制作方通过数据库剖析、总结热点，并成功的落地、结合文化本土化，使得《我们与恶的距离》呈现了一种坚硬、真正切中现实的痛点。

    自认为是“社教派”的编剧吕莳媛，创作的落脚点终归是“教”，但剧情并不指向提供一种标准答案或解决方法，教的是“学会面对”：一如剧中精神病医师指出的，“对于一个病人来说，病识感非常重要。只有认识到自己病了，才能更快地疗愈。”即：只有认识到自己生了病、出了问题我们才有疗救的可能。放逐、设置藩篱去隔离、粉饰太平并无益于解决问题，相反，直面才能进步：“当我们能接纳他人身上的复杂性时，我们才会明白和接纳自身的脆弱面，看到勇气和恐惧是可以并存的，明白阴暗不会阻止美好，因为只有一种声音的世界才是恶的最佳培养皿。比恐惧更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如同编剧吕莳媛自己所说，“正义的标准是什么？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它没有一个操作手册。一部戏很难改变人，但希望它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对话的空间。如果我们都放弃的话，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有答案。”

    至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如何？“从未审视过的即是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