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任白的故事

任白母亲的一生

 

             

                  第八章    母  亲

 

  

   任白只知道自己生于1948年，却不知生日在哪一天。最初参加工作时，他写的是1948年7月4日，不料有一次父亲却说：“我耕二茬麦地回来，你生下了，大概怕是八月，八月才耕二茬地……”

    听了父亲的话，以后填各种表册，便又改成1948年农历8月14日，公历9月16日了。

    原因很简单，一是穷，二是弟兄们多。母亲一共生了他们兄弟姊妹八个，一年到头，吃饭穿衣的心都操不完，对他们的生日，自然就没惜儿欠女的人家那样记得清。

    在任白后面，又有了两个弟弟，转眼任白成了家里的娃娃头。冬天穿不上棉裤，几个娃娃就一溜摆爬在炕上，哼呀哼呀唱。有时竟把被子挂在炕上做幕布，把炕作午台，唱起戏来。或把被子顶在头上耍狮子。父亲和两个哥哥到外面干活去了，母亲在家里忙着做家务。她必须按外面干活的人回来，做好一家人的饭。任白几个玩得正欢，母亲一再警告，忍无可忍，才拿着火棍跑到炕跟前，照头上屁股上狠狠地打几下。挨上的，拼命地哭叫着，不是用手抱头，就是摸屁股；没挨上的，哗一下跑到炕里面，眼睛盯着母亲的脸，生怕火棍打到自己身上。母亲站在炕跟前，嘴里骂着：“把这死不下的，老天爷怎么不睁眼，怎么不死上几个!”又急忙去做饭去了。

    人多家穷，这原也不奇怪，但家越穷了人越多，就不大好理解了。家乡有一句俗话：“穷汉家养儿，数多不顶用”；后来看到外国也有人说，那些人口众多而又贫穷落后的民族，有如自然界的一些弱小生命，越是缺乏生存竞争能力，越是繁殖得快，死亡率也越高。这些，似乎都把多与穷，穷与多联系在一起。不过，任白他们弟兄虽多，死亡率却并不高，富人家的孩子，从小娇生惯养，风也怕吹了，生病倒容易；他们弟兄，经常光着身子，泥土里爬滚，风雨里来去，却连个小病都不生。虽然母亲有时被气恼了，大声咒着：“哎，老天爷怎么不睁眼哪，怎么不把这死上几个哪!”老天爷还是不睁眼，一个也没死去。

    母亲常说：“热了热大家，冷了冷自己。”任白他们弟兄长到五、六岁，还是不穿裤子。热天，光着屁股好混，一到冷天，就难熬了。别说他们几个娃娃，就连母亲冬天也很少穿棉裤，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腊月，她也只穿一件齐屁股的棉袄袄，套两条单裤。

    小时常听母亲讲，有个小伙子找对象，说他家有“转盘灯”、“杈杈被”，女的听得出奇，就和他结婚了。晚上睡觉，不见点灯，也没有被子。

    女的问：“你说你家有什么‘转盘灯’，在哪呢？”

    男的指着外面的月亮说：“你看，那不是‘转盘灯’吗!”

   “杈杈被呢？”

   “这不是!”

    女的一看，男的指着腿上穿的裤子。

    听到这里，他们几个孩子快活地笑了，为那个穷小伙子能哄个媳妇而高兴。

    晚上，他们四、五个孩子和父母挤在一起。因为只有一条被，就睡成一个圆圈，腿伸进被窝里，上身盖上各人的衣服。到冬天，火炕烧得下面烫人，上面却是冬九寒天。更糟糕的是，经常你一泡，他一泡，把炕尿成河滩。只要四路八穴的尿汇到一起，分不出是谁尿的，任白他们谁也就不肯承认。母亲想打也不好下手，只能乱骂一通；一旦母亲把谁抓住，顺手拾起的就是笤帚疙瘩。比较起来，任白还算好一点，睡上一觉醒来，喊一声：“妈，我尿价”。“擦”一声响，母亲用火柴把灯点着。为了节省一根火柴，一个一个都被叫起来尿。老三是最可笑的，他好容易被叫起来，又蹲在炕头上不下去，母亲一喊，头往回一转，眼睛翻得白瞪瞪的，母亲照着屁股一笤帚疙瘩，他才下到地上，但还是站着不动。

   “哎!瘟神爷怎么不瘟哪，你早把这瘟上几个啥!”

    气得母亲从炕上爬起来，照头上狠狠地砸上一顿，他才能清醒过来。他们尿一次，就这样折腾多半夜。

    尽管每天晚上父母要叫他们尿，尿炕的事还是免不了的，炕上铺的一页芋席，尿成了黑的，过上一两个月，就得拿到水里洗。到了夏天，一进窑门，就闻到一股臊味。惹得苍蝇成群结队地盘旋着，一会儿扒在席上拼命地吸吮，一会儿又高声飞叫着，嗡嗡嗡的声音和成一。

    亲戚邻人来了，地上没凳子坐，就让到炕上；一看炕，母亲的脸就红了，顺便骂上几句。奇怪的是，来人这时不但不笑话，还要称赞说：“小时尿床的娃娃，大了有出息……”

    因为太穷，任白家经常要到邻居家借东西，有时借劳动工具，有时借米、借面、借油，借盐。借米面用碗量，借油指得是点灯用得煤油，不是人吃得食用油；那年月，用油炒菜是奢望，用干油布能擦一下锅，就不错了；情况好时，用筷子蘸一点油，已经算富有了。还有借火。做饭时没有火柴生火，父亲在时，用吃烟用的火石，两块石头片夹一点棉花，石头敲击时冒出火花，点燃棉球，再放到麦草里面用嘴吹。父亲不在，就到邻居家借：拿上一把麦草，把火星夹在里面，捲好拿回家，用力甩几下就着了。这些活，别的弟兄支使不动，多由任白帮母亲跑腿。

    虽说穷人家孩子不害病，也有拉肚或偶感风寒的时候。只是有了病很少吃药。有时任白上吐下泻，母亲就给他熬得喝一种野草（地艽）水；有时头疼，母亲说可能是鬼怪了，到晚上送鬼出门：端一碗水，拿十根筷子，在筷子的两头蘸上水，放在碗里的水中间，嘴里喊：“站住！”等十根筷子站立后，再打倒，把水泼到外面。就表明把鬼送走了。

    有人说：“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任白却不这样认为，以他家而论，虽然人多，母亲的做造还是不错的，饭不好，经常喝糊汤主要还是没粮食，经济困难。情况好的时候，早上经常是黄米饭。看见母亲端上来，任白的嘴噘得有二尺长，觉得母亲也是可恨的。晌午，多数是搅团。情况若不好，一天两顿饭，早晚都是稀糊糊。小任白他们晚上肯尿床，这才是真正原因。

    这样的饭，连他们几个孩子也会做，母亲有病或身懒时，就坐在炕上，指导着他们做。任白倒上半锅水，烧开，和上一碗糊汤，倒进锅里，煮上一会，就成了糊糊；若再撒一些干面，用擀面杖搅上几十下，就成了搅团。“搅团要好，七十二搅”，是家乡有名的俗言。家乡还有一句话：“吃搅团凭菜，打官司凭赖”。但任白他们却很少有菜，往往是用手抓一点咸韭菜，掺和一点醋，再有辣子，就很不错了；吃起来，光滑的搅团蘸上咸辣酸的菜水子，在嘴里不用嚼，咕地一下，便滑下去了。

    那年月牲口死得差不多了，家家户户都要靠人推石磨磨面。早上鸡一叫，母亲就 喊任白他们弟兄起来推磨子。有时任白磕睡，起不来；有时磨磨蹭蹭起来，来到磨窑，母亲一个人掀着石磨转。有时任白磨棍搭在肚子上，人却走着睡觉。那时因生活困难，粮食要磨光磨尽，每次磨得剩一点点皮了，母亲还要磨，任白生了气，恨母亲，有意把石磨掀得忽快忽慢，使母亲的一双小脚在地上跌撞。母亲装做不知道，也不理睬，还是要一直往完磨。

    从1962年开始，农村政策放活，后来又实行“三自一包”，农民的日子逐渐开始好过。在任白的记忆里，大概是在1963年，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那是母亲一个人躲在窑里生下，放在窑后的牛槽里，又回到房里，上到炕上坐下。那天没人做饭，他们几个兄弟胡乱凑和。任白几次去窑里取柴草，都听见孩子呱呱地叫。这样叫了两三天，最后听不见声音了。母亲晚上催着父亲，把孩子背出去撇了。

    过了一年，母亲又生了个小妹妹，这次是生在后院里的，生下后母亲就用一个盆子扣着盖了。晚上任白到后院去，听见有叫声，问老三：“刚才我听见后院里啥叫唤？”老三说：“悄悄，不要吆喝!妈妈生了个娃，嫌咱们娃娃多不要了!”任白听了，再没言喘。可能因为任白家男孩多女孩少的原因吧，晚上父亲又将这个女孩子抱回房里，经管下了。

    那时上层的指导思想是鼓励生育的，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所以没有任何节育措施。过了两年，母亲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又生了个小弟弟。这次还是母亲一个人去生在磨窑里，生下就用柴盖了。母亲回到房里，上到炕上坐着。隔壁的婶婶发现，她来将孩子从磨窑里抱回来，放在房里炕上。这次母亲就得了病，气血虚，淌虚汗，后来又转成了心脏病，花钱象扬麦草一样。几次发紧，连夜拉到城里住院，还是看不好，就这样，母亲在炕上害了几年病，就去世了。当时母亲有病，老大给队里放羊，每天晚上挤下羊奶，任白上山去取回来，用缸子烧开后给小弟喂。有时忙，天已经黑了，任白还要上山去取羊奶。后来在别人介绍下，父亲把这个小弟弟给了别人。

    1966年秋季的一天，凌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任白的父亲站在半山上突然叫喊三哥的名字。这个声音全庄人都听见了，人们都明白是任白妈不行了。先是大哥三哥起来走了。等到任白上去，看见大哥三哥和家门上的几个兄弟紧张地给母亲穿衣服。那是一个“革命化”的年代，人死了不许穿白戴孝，更不得烧纸过事。在一家人偷着烧断路纸时，老六也上来了。他胎里就营养不足，生下后又是生活困难时期，人长得本来就瘦小，又没洗脸，呆呆地站在远处看，烧纸的人们瞥见，不觉一阵心酸。一个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那是1966年9月前后的事。任白家乡的“四清”运动接近尾声，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正以燎原之势燃烧着。到处都在“破四旧，立四新”。在“四清”运动工作组的安排下，任白母亲的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带白，不穿孝，连一件纸活也没有，甚而连哭 声也听不见，一切都是“革命化”的。任白的父亲一直没有哭，只是在要把母亲从院子里往出发落时，他才大声嚎了几下。

    尽管任白的母亲一共生了八个儿女，自己却连一个名字也没有。任白记得很清楚，小时人口普查或登记选民，来人问母亲名字，母亲说不上；又问父亲，父亲吱唔上半天，说出一个名字来，却和母亲的一位姐姐的名字重复。登记的人只好胡乱叫一个名字了事。这也不奇怪，打从记事的时候起，任白没有见母亲去过一次集市，采买过一次东西。她唯一的责任就是把家里的事情经管好，名字对她没有任何作用。村里人见了，或说起她，也只是白人家如何，白人妈如何而己。

    多少有点怜悯心的人都发了愁，不知道任白家这一群娃娃怎么过。吃喝胡乱搅和都行，一家人的针脚成了大事，那位十几年前一心要把任白领走的姑姑，给父亲分解了这个忧愁。

    其实，这也是一个转折，只是任白的母亲没有能熬过来。在任白母亲去世后还没过百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机会，任白离开了家乡，进了一家工厂。不久，大哥三哥也结了婚，任白家才算缓过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