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现在的人都成了贼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其前提条件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没想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共产主义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从一个人的嘴里吐出来，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千千万万人的现实生活中。1958年大跃进，办公共食堂，人们天真地以为共产主义真的来到了，那时就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穿衣的事用不着各人操心。有一首歌人们都传唱着，题目是“十唱毛主席”。这首歌曲一开头就是：“一唱毛主席，吃饭想起你，公共食堂办得好，人民吃得饱。”因而普遍对粮食都没重视。丁壮劳力去炼钢铁修水库，地里粮食收不回来，拉到场里的粮食打碾不了，不是发霉变烂，就喂了老鼠和鸟雀。
公共食堂又是大摊子，那里象小家小户，还讲勤俭持家，节省米面，损失浪费也很严重。加之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处大吃大喝，公路上也支起锅灶，走路的人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位经历过历史上饥荒的老人看不过去，劝说连排长：“年轻人，粮食不敢糟蹋，糟蹋了粮食要遭罪呢！”反遭批判，认为老人思想右倾保守，不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伟大领袖的英明。结果是工业没搞上去，农业也跨了，到1959年，生活关来了。公共食堂由1958年的尽饱吃变成定量粮，且定量越来越少，大口一天八两，小口四两。任白家娃娃多，小口多，成了村里最困难的户。食堂每顿吃饭，母亲打来一大盆糊汤，四五个孩子围成一圈，母亲一勺一勺往过分；分到最后，给她就剩不下了。后来更紧张了，大口一天四两，小口二两，糊汤清得能照见人。父亲还不到五十岁，走路就拄起了拐杖。不少夫妻分了家，父子分家，弟兄分家，成了常事。
为了不致饿死，任白的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整天在山上、川里挖野菜。可能是形势太严重的原因吧，这个时候，也允许社员家里冒烟了。每顿开饭，母亲煮一盆菜，端到食堂，搅在糊汤里，增加饭的数量。 过元旦的一天，食堂烙了白面饼子，大口一天两个，小口一天一个。任白看见白面饼子，实在香馋的不行，就将全家的领回去了。母亲看见，把任白狠狠骂了一顿：“碗砣螺大的一个饼子，你拿回来能吃一天吗?”任白才知道自己做错了，如果把面打回来，还能喝两顿糊汤，肚子毕竟能喝胀，而一个小饼子，几口就吃完了，长啦啦一天，咋能挨到第二天。
任白把自己的一个饼子拿到外面吃了，整个一天没回家。母亲下午胡凑合了一顿菜汤，任白也没回去吃。
春节跟前，食堂散了伙。先是让社员把面打回去做，后来牲口死得没剩下几个，还要人往起抬，就改为打原粮。把原粮打回家，再由人推石磨子磨面粉。原先说是要走共产主义，吃公共食堂，一家一户的石磨子没用了，被生产队拉去派了其它用场，到这个时候，一些家庭要磨面，连石磨子也没有了。
1960年的春天，生活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草木还没发芽，人没有什么吃的，就剥榆树皮。榆树皮磨得面做得搅团，舀到碗里稀晃晃的，连成一片。用筷子划不开，就用嘴吸，嘴一吸，整个滑进肚子里，咬也咬不断。开始有人偷冬油菜的根煮熟吃，生产队派人黑明昼夜轮流看着，看得人也被饿得东倒西歪，后来人们成群结队去抢。任白家得到消息，母亲领着几个娃娃跑出去，远远就看见菜籽地里站满人，来到地里，已经挖不到象样的了。
那时节的人，就象俗话说的是鹞子吃鸡毛，填肚子呢，不管啥，只要嘴里能咽下去，把肚子能填满就行了。但吃进去，还要能拉出去，任白还可以，老五大便拉不下来，经常要蹲好长时间，把大肠头子也挣出来。一次，拉得时间太长了，父亲让任白用木棍棍去往出挖。
三月份，老二从洮河上跑了回来。据说也是因为粮食供应不上，一个耗资几年的宏伟工程也跨台了。老二已经成了个壮劳力，他的回来，使任白家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就任白所知，第一次是在晚上，老二从山上偷回一背斗喂猪的荞花衣子。母亲说，这虽然不是粮食，却是粮食上下来的，磨细也能吃。第二次也是在晚上，他从队上库房的窗子爬进去，偷了一背斗甜菜。除了一家人吃，母亲还让任白拿了一小袋子到集市上去卖。任白坐在街道边，两个手紧紧地捂着袋子口，只露出一个甜菜头。突然，一个又黑又脏、衣衫破烂的大汉向任白扑过来，将任白掀倒，抢了一个甜菜就跑。周围的人大声喝喊着，等任白爬起来，已杳无踪影。
人们把这种人叫“刁匠”，公开抢吃抢喝。
任白一直不明白，老二偷东西怎么一次也没被抓住?当时偷东西被抓住的不少，又批斗，又扣全家的口粮，那是吓死人的事。有个刘老汉，饭量大，把队里种的洋芋籽从地里刨出来吃了，队上开会批斗。任白去看，刘老汉脸上土光光的，毫无颜色，头发散乱着披在脸上，一句话也不喘，象死人一样。因这事，队上扣了他的口粮，他就睡下再没起来。
第二天，父亲下沟里担水，听见人说，老申上吊了！父亲听了心一惊：哎呦，那咋办？他父亲还在，娃娃还小？有人说：有啥办法呢，饿得实在不行了！
在那年月，能够吃的和偷的东西终究不多，大部分缺粮之日还得靠野菜充饥。任白和几个弟兄多少还能见一点面，母亲却全靠吃菜汤。时间长了，她浑身瘦得剩下一张皮，脸黄蜡蜡，绿茵茵，没有一点血色。村里好心的人对任白说：“娃娃，把你妈一摔打倒，就没有你们了!”
俗言三天饿一个精贼。1959年突然来临的生活关，把人们一下子饿害怕了。到了1960年夏收时节，麦子刚扯开黄路，偷盗之风已盛行。白天，一些人背上背斗，装模作样在山上刮柴，没人的时候，就割一些麦穗，压在柴草下面。到了晚上，漫山遍野就展开了：有的单独行动，有的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山川小麦队上还没有收割，麦穗已被社员(群众)割得差不多了。那时小小的任白就深深体会到，人一旦饿极了，是什么也不怕的，神鬼也不存在了，当时他不过才十一、二岁，他和老三两人晚上偷苜蓿、偷麦子，好象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一次，他们去山上偷苜蓿，这是一种喂牲口的草，人偷回去当菜吃。悄悄摸进地里后，就发疯一般用手揪。突然，队长出现了，路上不能走，他们就顺着沟崖爬。两个跑散了，任白一个躲在山洼里。月光若明若暗地照着，四周静悄悄的，只能听见各种虫子的叫声。当时任白什么都不怕，只怕人，怕队长发现他，抓住他，过了一会，不见有什么动静，就一个人跑回去了。
队上开始割麦了。任白和 一群孩子，整天跟在割麦的人后面拾麦穗。说是拣拾遗漏在地里的麦穗，实际上瞅空子连抢带拔，有时候，割麦的社员也给他们给。往场里运麦子，到僻静的地方，社员就把布袋、衣服垫上，揉麦颗子。运麦经过自家门口，只要干部不在，胆大的社员就偷的往家里抱麦捆。那时社员都是贼，谁也不怕谁，唯独怕干部。干部明里还得管理，暗地里则私分私拿，多吃多占。
经过夏收，社员(群众)之间的生活差距明显地拉开了——有的吃白面，有的吃黑面；有的吃稠的，有的吃稀的；还有黑的稀的都没有的人家。许多顺口溜出现了：“偷一斗，红旗手，偷一石，劳动模范，偷一升受批评，偷一碗不要脸，不偷不逮，饿死活该……”偷得少，吃不饱，没精神，干啥事走不到人前面，不积极，表现不好，自然就得挨批评，不要脸了。而那些偷得多、贪占的多，有粮有钱的人，都是些红人，人前头人，若再用吃的东西和票子去送人情拉关系，官也升得快，于是，一个黑白善恶好坏混淆，是非颠倒的畸形社会出现了。
经过夏收的教育——这比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更实际更生效，到了收秋时节，偷风更趋厉害。喂牲口的偷饲料，看菜园的偷蔬菜，看庄稼的树树上偷，看场的堆堆上偷，一句话，干啥偷啥，管啥的偷啥，劳动的碰上啥偷啥。在地里收高梁，有的女人把高梁头装进裤裆里，塞进胸膛里。拔豆子、搬玉米棒子，一些女人又把剥得豆子和玉米装进口袋里。男人也偷，但比较起来，女人偷得更厉害。因为女人要做饭，比男人更实际。于是一天三趟工，每一趟收工，干部都要检查社员身上，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身上被他们摸遍。遇到晚上收工，干部的手也就摸到那些长相差不多的女人奶头上去了。也有一些女人和男人顾自己的脸面，对那些偷东西心狠手毒的男女看不惯，背过还要骂几句的。但那些脸皮越厚的人，得到的利益越多，那些讲道德顾脸的人，却只好守穷。
穷人是最讲究做人的道德的。任白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个穷人，在1949年以后还是个穷人，他对做人的道德是最讲究的。任白念书，把书包挂在门背后，他说这样没礼貌，对孔夫子不尊重。平时看见有字的纸张，就要拣起来，叠好放下。他看菜园，很少给家里偷菜。晚上，他不出去偷粮食，还怕人来偷了菜园的菜。他觉得偷东西、做贼，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光彩的。记得一次他给孩子们买甜瓜，任白乘卖瓜的人不注意，偷了一个，父亲看见后骂道：“君子宁在明处求利，不在暗处取财，你这叫做啥呢?”任白脸一红，将瓜原放下了。这句话任白一生也没忘记。但在几十年后，任白却越来越看到，不少道貌岸然的“君子”，他们的钱财差不多都是在暗处得到的!
任白的母亲却不一样，她所看的，想的，不是什么做人的道德，而是别人家的白面，任白家的黑面，别人家的稠饭，自己家的稀饭。一句话，她看到的是任白弟兄五、六个的嘴。这五、六张嘴可不得了，天天都要吃喝，吃不饱、吃不公，就要淘气。在母亲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就骂道：“你们来，你们来把我嚼得吃了!”
每日上涨的偷风，刮得母亲心急如火。眼看着一家一家因偷得不同差别也大了。有一次，父亲晚上回来想喝一点汤，母亲不但没给，还痛骂了一顿：“你是个活人，还是个死人?你就象死人一样，黑了不出去，肚子饿了才知道往回跑!”
父亲一声没哼，在炕上蹲了一会，到菜园去了。他摘了几个茄子，用刀子切成两半，装在熬茶的茶壶里，烧得突突响。煮熟捞出来，蘸上盐，就算是一顿晚饭。
对父亲没办法，母亲就只好哄着任白和老三去偷了。只要他们偷回来了，母亲做得饭就给他们两个多分一些，别的兄弟也没话说。
后来，生产队在每块地里都派了看守的人，孩子们不好去抢，也不好偷了。任白就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分成两队，从两头“进攻”，先是甲队跑进地里又拾又抢又偷，看守的老汉追过去了，乙队又从这边跑进去，看守的老汉疲于奔命，叫苦不迭。任白成了娃娃头，也“坏”出了名。大哥警告任白要注意，任白也怕队上扣粮才收敛了一些。
那时小任白就深深体会到，偷有不少优越性，偷一斤就是一斤，偷一碗就是一碗，这是最现成的，只要偷回来，从嘴里就能下去。要不，等队上分粮，嘴早就挂起来了。在青黄不接之际，那还要等地里粮食收到场里，然后组织打碾，打碾后晒干扬净，再请示公社大队。常常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只有等公购粮上清了，才能视剩余情况分给社员。
那时的人，即使情况稍好的家庭，也要装穷，做了象样一点饭，要关起门来偷的吃。吃饭时若有人来，赶紧就要藏起来。
在最饥饿的时候，谣言也不少，人们悄悄传说着各种消息：有说台湾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有传哪里出现什么组织、什么党派，谁当了皇帝，还有说泾左县有小孩死后，被大人吃了，等等。
人饿肚子，天上鸟也没吃的，经常可以看见有老鹰在天空盘旋。一次，小任白手里拿了一块菜饼子，想夸耀着吃，没想到一只老鹰扑了下来，任白还没反应过来，手中的饼子已不见了。每顿吃饭，一个人只有一份，任白欲哭无泪，只好挨饿。
几十年后，老任白虽然有了吃穿，却再也看不到天空有老鹰盘旋了。
除了粮食，小任白还偷过不少东西。春天最早能偷的是苜蓿，之后是杏子、桃、瓜，秋天能偷的东西最多，有枣、梨、核桃等。杏子从杏花刚落，青杏象指拇蛋大，就开始偷摘，等到成熟时，山川的树上已经不多了。一次，任白和几个孩子“侦察”到生产队的果园里有一树桃子成熟了，他们装着玩耍的样子，在果园外盘旋，等到看守的老汉走进窝棚休息，几个孩子便争着跑进果园。站在地下摘不上，又爬到树上摘。这时的每一个孩子都明白，偷不上，就只能干看着别人吃，自己还要落个贼名。所以，他们谁也顾不了谁，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一心顾自己，也就没人注意看守的人了。几个孩子都爬上树，小桃树枝嫩木脆，承受不了孩子们的压力，“咔嚓”一声响，树枝劈了下去，把孩子们也都掉到地上。看守的老汉闻声扑过来。“我的天爷!这不得了了，抓住交给队长，大人要挨批斗，还要扣工分扣口粮!”任白一边跑着，一边想着。看守的老汉也看人行事，大人厉害或有威望有关系的，喊一喊，骂几声，追追也就罢了，若偷得实在不行，有时也抓住一两个，以示惩戒。这次偷桃，不知是任白他们跑得快，还是老汉没有认真追，反正他们一个也没被抓住。跑到僻背处，几个孩子才藏起来，清点他们的战果，如果谁没偷上，就只好看着别的孩子吃。
大枣也是从枣花里出来，就可以吃了。村庄西边有一个枣园，枣子由白变红，一簇一堆地吊在树上。枣子长得不牢，注意看的人不在了，拾起几个石头，远远地撇到树上，“哗”一声响，随着石头落地，枣子也落到地上。这时才跑到树下，拾得装在口袋里。看守的人听见了喊上一声，任白拔腿就跑。也有这样的情况，石头撇完了，没瞄准，打不下枣子，心发急，就把脚上鞋脱下来，撇上去打。一次，任白用鞋打枣，鞋挂在树上，看守的人追过来了，任白只好光着一只脚跑，也顾不了石头瓦子扎。跑到远处躲起来，等上一会，见看守的人走了，又用石头去把鞋打下来。
核桃长得牢，用石头也不好打，要爬到树上摘。有的娃娃从树身上往上爬，灵巧的娃娃抓住周围的树枝，身子往上一跃，就爬上去了。核桃木硬，树枝柔，不容易折断。一次任白和几个孩子偷核桃，被看守的人赶跑了。几个孩子刚逃离危险，出了一口气，没想到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却出现在面前，几个孩子一下惊呆了，乖乖地站住，动也不敢动。那时的支书不得了，掌握着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他们可以扣你的工分，扣全家口粮，罚你干重活，到外面做苦役，还可以把一个人抓起来批斗，或汇报上去，逮捕法办蹲牢房。胆小的女人，见了支书吓得把尿能遗在裤裆里，过去女人哄娃娃，说：“悄悄的，看狼来了!”而那时女人哄娃娃说的是：“不敢哭，支书来了!”任白几个野娃娃，一下子就没魂了。“把手伸出来!”支书要检查他们的手。
长在树上还没退皮的核桃，只要你偷吃了，手肯定是黑的。任白颤兢兢地把手展开，才发现自己的手不太黑。有一个孩子手掌和指头全黑了，支书拉住这个孩子的手，打了几巴掌，警告说：“现在有些娃娃在偷生产队的核桃，大队正在组织干部检查，你们大人叫啥名子?”这个小孩吓哭了。“说不说?不说就把你抓起来!”孩子听说要抓他走，只好说了大人的名字。
能偷上队里种的甜瓜，那是孩子们最向往，也最羡慕的。偷瓜娃娃不能多，任白只叫上一个最相好的，提上笼筐，装着给猪拔草，先从高梁或玉米地里钻进去，绕来拐去，摸到瓜地边，注意观察好了，才探头伸手去摘。只是地边里能吃的瓜早被人摘走了，只剩下没熟的小瓜。队上干部知道娃娃们借拔草偷东西，也经常在路口检查。
任白的家乡被几座梨园包围着。这都是以前那些大户人家的，1956年合作化，归了公。1960年前后，人没有粮食吃，梨园的梨却年年成。每年秋天，大人们正忙着秋收秋种的时候，梨却成熟了，摘梨的事，自然就落在了娃娃们的身上，娃娃身轻捷，能爬到树梢枝头。星期天或下午放学摘梨时，任白总是吃得肚子滚圆滚圆。收工时，又想办法在怀里揣上几个，口袋装上几个。但若遇上管得严的队长，一个也拿不回去，若是睁一眼闭一眼的领导，就混过去了。
晚上偷梨有两个时间段，一是天刚黑，干活的人刚从地里回来，或忙着安顿家务，或喝汤吃饭，看守梨园的人亦如此，这一两个小时比较忙乱，到梨园偷梨是个好机会。但正因为如此，队上偶而也在园边路口巡查。一次，任白一个人摸进梨园，浑身上下塞满了梨，乘天黑往回走，进入庄内，眼看着就要进入自家大门，忽然手电筒一亮，照在任白脸上，迎面来了两个人，是队长和会计。“谁家娃娃?身上装得啥?”队长一声喝问，吓得任白蹲在路上，大声哭起来。不知会计向队长说了几句什么话，队长骂了几句，转身却走了，任白才颤兢兢地回到家里。
一次睡到半夜，大哥叫任白跟他去偷梨。任白从炕上起来穿好衣服，手里拿了个布袋子，跟着大哥悄悄摸进梨园，乘着月色找到梨长得好的树，爬到树上去摘。夜深人静，不能发出任何响声。任白不小心，摘时梨掉在地上，发出声响。远处看梨园的老汉咳嗽了几声，向任白走过来。大哥和任白屏住气，悄悄呆在树上，心跳着，动也不敢动。看梨的老汉慢慢走过来，从任白的树下走过，转了一圈，又回到窝棚去了。大哥知道看梨的人醒着，再不敢停留，就从树上溜了下去。任白见大哥下了树，也跟着溜下树，回到家里。
梨成熟了，风一吹，就从树上掉下来。天亮了，树下落一层。任白早上去上学，乘天麻麻黑摸进梨园，拣树下落得梨。待看梨的老汉喊一声追过来，他的书包和口袋已塞满，拔腿就跑。任白早上的肚子，就这样被填饱了，剩下的，还能向其他同学换小人书看。
在任白的记忆里，还有两件事他终生没有忘记。
一次，任白晚上去菜园和父亲睡觉。父亲要回家喝汤，让任白一个人呆在菜园。菜园里没有房子。只是在一处坟地里，用木椽搭了一个窝棚。等不见父亲来，任白开始觉得有些害怕。他蹲在窝棚外面，眼睁睁看着远处的路，盼望父亲快来。菜园里有一种可以做条帚的草，长得半人高，黑地里远远看去，象人又象鬼，吓得任白头皮发麻。晚上喝汤前后，正是贼出没的时候，父亲在时或咳嗽几声，或走动走动，以防有人偷菜。而任白蹲在菜园，眼前是坟土堆，远处遍地黑桩桩，吓得没魂了似的，那里还能照看菜园。这是对任白印象最深的一次，直到人睡觉的时分，才听见父亲在远处咳嗽了一声，扑踏扑踏地、有气无力地走来。
大约在任白稍长的时候，也就是在十四五岁时，父亲和队上一个叫二老汉的人在山上种甜瓜。麦收后，甜瓜开始成熟。一次，父亲晚上回家喝汤，母亲还没做好，就叫任白上山去顶一会。任白来到山上，等了好长时间，不见父亲来。二老汉说：“那就是这样，今晚上你睡在东头窑窑里，我睡在西头窑窑里。晚上灵醒一点，不要叫人把瓜偷了!”任白听了这话，心里先猫了，又不见父亲来，只好硬着头皮到瓜地东头去。甜瓜在一条长涧地里，东西距离有四、五百米长。东边的小窑挖在一条深沟旁边，附近几里地没有人家。任白一个人蜷缩在小土窑内，害怕得浑身哆嗦。夜越来越静，静得能听见各种虫子的叫声。在这样的环境里，任白那里敢睡，也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天已经大亮了，忽听二老汉喊着：“白人!白人!”任白才从熟睡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外面。二老汉说：“晚上人把你这边瓜偷了!偷瓜事小，关键把瓜蔓踩了!”任白知道，瓜蔓一踩，就再结不成瓜了，自知理亏，就没说一句话。
小任白和他的兄弟们偷过许多东西，但却没有偷过树木，原因一是主要为了嘴，二是他家住在人堆里，偷树木不方便，三是偷树木至少要有两个大人，不是他们孩子所能干的。就任白所知，当时有些居住分散、在村庄边沿的人家，偷树木盖起了新房。
离任白家乡不远有个花村，是因花多而闻名的。花村的山上何其会有那么多花草树木?据说明朝有位大将军常遇春曾战死在这里，为纪念这位大将军，便修建了一座方圆几百亩的大明寺，树木花草就是因寺院而栽种的。在任白小的时候，大明寺虽已由方圆几百亩缩小为几十亩了，山上的花木还是长得满满的。山上还有许多庙宇，山脚下有戏楼和子孙宫。每年三月，正是山花开得烂漫的时候，大明寺的庙会也开始了。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人全都赶来，有看大戏的，有游山玩水逛热闹的，有求儿问安抽签算卦的，花山人海，也够红火的了。
六十年代初，花村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突然面临“生活关”。俗言“三天饿一个精贼”，人连自身也难保，还敬什么鬼神?没吃的也没了烧得，大明山上的树木花草很快被砍了个干净，戏楼庙宇也被拆毁了。
迷信并不仅仅与贫穷落后连在一起。“饭饱生愚事”，“仓廪实而知礼节”。二十年后，即到了一千九百八十年，家乡的人不愁温饱，便想起了大明寺，想起了烧香敬神。于是在原子孙宫的旧址上立起了一座新庙，方圆群众还将自家的树移到大明寺的山上，于是深埋在土里的花根又萌芽了，不几年时间里，家乡的山又绿了，花村的花又开放了。
在家乡人的观念中，似乎宗教迷信倒有一种教育人约束人的力量。对人生遭遇的许多不公不平，现实世界报应不了，就寄希望于来生来世和死后的阴曹地府，以此聊作慰籍。“文革”前，任白在大明寺看过的最后一场古戏是“游地狱”，大意是凡在人世间做了恶的人，死后都要受到惩罚，有倒推岩磨的，有改锯分尸的，有爬刀山过火海的，就连打庄骂舍缺斤短称这样的行为，死后也要被拔舌剜眼。当时任白只觉得害怕，也没想多少，后来长大成人，看到现实中的许多不公和不平，反倒希望这一切都能是真实存在的。要不，一旦人间政治不清明，风气不正，就没有好人活得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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