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传第五章难忘的一九五八年 - 历史小说 - 小说

第五章难忘的一九五八年

童年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1956年合作化，土地、牲畜、大型农具都入了社，成了集体的。1957年反那些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和落后保守的右派分子。这期间，小任白经历了肃反，镇压反革命，统购统销，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小小任家庄，不断有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等，被押走。一切都发生的很突然。人们正在劳动，突然宣布开会，就有人被带走。一位姓马的先生只因说了三句话，就被带走。他说：统购统销后，生活紧张，农村萧条衰败，鸡不叫鸣了，狗不咬人了，亲戚不上门了。被送到庆阳的干湫子农场劳教。那年月，劳改比劳教强。劳改都是判了刑的人，刑期满了就可以回家，而劳教却没有期限。

1958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农民成了公社社员，农业上纲要，粮食亩产超千斤，上万斤，农村实现了共产主义。一切还都是战争年代那一套，随处都可以看到“战斗”“战役”、“人民战争”等标语口号。农民被编成班、排、连、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又全民大炼钢铁，要在工业上赶超英国和美国。一时共产风刮遍城乡，刮得人们昏头转向。要赶超英美，首先钢铁指标要上去。于是一场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开始了。丁壮劳力被组织到几百里外的工地上炼铁去了，农村干活的只剩下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汉和小脚女人。按军事化的要求，县上命令全县统一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秋收任务。留在村里负责的排长也知道任务光荣而艰巨，就早安排早动手。山地川地、阴山阳山，气温不同，土质差异，一些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就组织社员收割。除了收割拉运打碾，还要运肥秋播。于是便经常组织夜战，“两头见星星，黑夜搭马灯”，“上工麻乎乎，收工黑乎乎”。劳动的人又是定额任务。跑得快、表现积极的，在宣传画上坐得是火车，行动慢，表现不积极的，坐得是蜗牛，要受批评。晚上夜战，有的奸滑人，运粪推上车子来回空跑，跑得趟数多，得的票多，当了先进；那些一五一十的，倒成了落后。晚上耕地，有的人老老实实耕,牲口走得慢，有的人扶上犁溜犁沟，牲口轻松走得快。就这样日夜奋战，苦干加巧干，地里的庄稼还是收不回去。

粮食收不回来，打碾不了，就动员在家的所有人员下地劳动，包括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员，也被从家里赶出来。为了“打好秋收这一仗”，学校也关了门，从一二年级七、八岁的娃娃到十几岁的学生，也都上地劳动去了。小任白刚上小学，也被拉出去，他们经常整天整天地搬玉米、深翻地。不管到哪一个排劳动，任白都看见有一块地是“丰产田”，地头上挂着各种各样的木牌子，上面写着亩产一万斤、二万斤。遇到这样的地块，他们就要把在其它地里搬的玉米全背到这里来，堆在一起。一次到泾水边的六排劳动，排长却不让他们这样做，说是一亩打500斤都困难，不要自己哄自己。这句话被营长知道了，特自赶来召开会议，批判六排长的右倾保守思想，还要给六排拔红旗、插白旗。六排长最后还是慌了，急忙表态说，我们一亩地要打三万斤。营长问措施，六排长随口答道：“土地深翻一米五，每亩上粪一百五十大车。”营长一听，又转怒为喜，说，每亩能否收三万斤是次要的，关键是看你敢不敢想，敢不敢说，敢不敢干。后来，六排为了完成增产任务，将社员的全部口粮都上交了，还没凑够；又把留得籽种也全交了。

营长外号“李大胆”，原来是一排的排长，夏收时，对上面汇报他们排里一亩地产了两万斤小麦，被提为营长。接任的排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收秋时，也想虚报浮夸高升，便汇报他们一亩地里收了二十万斤洋芋。上面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大跃进新事物不断出现，又放了个卫星，发了个火箭。便迅速组织全营排长前来参观。只因数字冒得太大，从分散的地里要集中二十万斤洋芋实在不容易。接到全营排长明天就要来参观，百思无计，只好想出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连夜跑了。参观的人来找不见排长，百姓又不敢说话，只好收兵回营。但这件事已被县上知道，随后县委书记也来了，营长领上胡乱看了一下，书记也不便泼凉水，只好“打道回府”。后来一排长回来，上面追查，他说没见过大领导，在那么多人面前没讲过话，就躲开了，产量是没问题的。

那时的口号是：“苦战三年，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晚上你别想睡个安稳觉，每天一放学，排长就要任白晚上给大人搭灯笼。

有三件事，对任白印象最深。一次是晚上送粪。任白搭灯笼，在路上走来走去的，看着大人们又担又推。往地里送粪，送一趟，有人就发一张票。张福良推一辆独轮车，装上一点粪就往地里跑，到地里一倒，领上一张票。推了几回后，他灵机一动，向任白诡谲地一笑：“他妈的，日的哄日的，迷糊捉麻糊!”说着，将推到半路上的空车子，又掉转头，往地里推去了。这样，他跑得趟数最多，领得票也最多。第二天的黑板报上，张福良在最前面排着，坐在火箭上，后面跟着的有火车、汽车、乌龟等。老老实实推了一夜粪的王大嘴，画在乌龟上。

第二件事是耕地。一天晚上，五张犁耕地，任白一个人搭灯笼，只能站在地上照一照。耕了好大一会，排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在地头上站了一会，说花头耕得最快。但收工时其他人都走了，花头却磨拖着不走。任白去催，他说铧找不见了。任白问他：“没铧你咋耕地的?”他说：“要想跑得快，就要跟上别人的犁沟溜，你们娃娃懂个屁!”

第三件事是收玉米。一天下午，排长作动员，说收割庄稼也是军事化化、战斗化，今天晚上突击一夜，将川里的玉米全部割倒，谁影响了这次战斗的全面胜利，谁就小心。晚上，任白搭着灯笼和大人们一块到地里。看着没有成熟好的玉米，社员都在地边上转圈圈，不肯动手。排长手叉在腰里，大声喊着。不知谁说了一句：“这么六(绿)，收下喂牲口还是人吃?”只见排长向前走了几步，指着那人骂道：“你这个狗日的，收下就是喂你这个驴的!”人们只好开始砍了，默默地，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响声。

就这样，还是不行，一些出力的活，老汉老奶奶娃娃根本干不了，还有一些技术活，不是任何人都能干的。

由于成立了人民公社，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农民吃饭再也不用家家户户做了，以生产队(排)为单位，办起了公共食堂，也称大灶。到吃饭时间，一家人各拿各的碗，到公共食堂去打饭吃。有的小脚老奶奶，一辈子很少出家门，连本村的人一年四季也难见一面，突然要让拿上碗到公共食堂去打饭吃，任凭你说什么她也不去，宁肯不吃这个饭。开始家里其他人吃了饭，还能给捎一点，遇上领导检查或食堂饭吃完了，就只能饿肚子。有的老汉，一辈子在家吃饭，都是女人端到他面前，他才伸手。现在突然要他拿上碗到食堂去打饭吃，一时也难以适应。有时候，到开饭时间，做饭的人把饭端到院里，吃饭的人等不齐，排长不下达开饭的命令，饭菜凉了，还吃不到嘴里。因为一个村庄的农民，住得太分散，有的人家还住在山后，又没钟表看时间，吃饭有时来的早了，有时又来得迟了。后来，人们知道吃饭去得晚了，不是饭菜凉了，就是被吃光了，便提前收工，早早去站在食堂院子里等。刚开始，许多人还羞羞答答，不好意思抢着打饭，后来看见后面的人吃不上，就顾不了脸面，拼着命拥挤抢打。先是做饭的把饭菜打在盆里，端到院里，然后由吃饭的人自己打。后来供不上了，吃饭的人就拥到厨房门口，你争我夺。以前一个村庄几十户人家，家家安锅灶，现在集中起来，只有几口锅灶，别说做饭了，连水都烧不开。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还有人饿着肚子。热天还好办，十冬腊月，到食堂吃一顿饭，折腾上几个小时，活受罪。但人不吃饭又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发心慌。再不习惯，再牛的人，叫公共食堂也制服了!不论多羞怯的姑娘、怕见人的新媳妇、缠着小脚的老奶奶，也都不能顾脸面，开始疯抢疯吃了；人们渐渐也欣赏羡慕那些野蛮泼辣的男女。

公共食堂也在训练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个性。

任白的父亲到一百里外的地方炼铁去了。母亲带着五个孩子，还一天三趟工不躲。晚上回来，她抱着两只洋芋大小的脚，疼得嘴里直啧啧。第二天早上鸡一叫，她就早早起来，把家务安顿好，天麻麻亮，又出去劳动去了。上工前，她将老六喂好堵在炕里面。离家近了，抽空回来看一下；离家远了，整天价不得回来。开始老六还能安稳睡一会，时间长了就拼命挣扎，嚎叫，直到嚎不动了，不是睡在炕上，就是掉在地上。下午放了学，到公共食堂吃过饭，任白就赶紧抱上老六，去找母亲。川里满是庄稼，高梁玉米长得比人高。山上七沟八梁，长着荞麦、谷子。山风吹来，庄稼的头摇摆着，晃荡着，叶子沙沙地响着。天蓝得高得怕人，地黄得静的怕人。碰不见一个问路的，任白抱着老六满山满川跑，往往是找到母亲，太阳已经压山了。一次，任白打听到母亲在泾河边收高梁，就一直找了去。母亲看见大吃一惊，骂着说：“死娃娃，粮食高的，满川没有一个人，你不怕狼把你吃了!”嘴里骂着，手却赶紧接过老七，蹲在地上喂起奶来：“噢……噢……我娃可怜的，把我娃饿了……”说这话时，她的嘴噘着，手不断抚摸着老六的眼睛，擦着眼睛上粘着的脏东西。

任白抱上老六满山满川跑，找不见的次数一多，就再也不去找了。放了学，在家里看着老六饿得嚎，嚎得他不耐烦的时候，就照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结果老六还是嚎，嚎得更厉害了，两个小手和小脚拼命地乱蹬着，天长日久，铺在下面的芋席也被蹬出了洞。有几天老六一直嚎，喂奶也嚎，母亲仔细检查，原来脚上被席签戳破，已化了浓。

一天早上，母亲没有去上工。到开饭时间，她带着几个孩子到食堂去。西庄队的公共食堂办在没收来的一家上中农的四合院里。食堂大门两面，刚粉刷过的白墙上写着鲜红的标语，一面是：“公共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的阵地 ”；一面是：“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进了门，院子里一家围成一摊，已经坐满了人。排长见任白的母亲来了，就宣布开会，他先讲了全民大炼钢铁的意义，又讲了强壮劳力走了，给家里人留下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最后点了母亲的名，宣布扣母亲一天饭。几个孩子吓做一团，任白的母亲头垂得低低的，一声没吭。

那时候，白天是不允许私人家里冒烟的。有了公共食堂，你家里冒烟做什么?如果见谁家烟筒里冒烟，营长、排长就要来搜查。一旦发现谁家有做饭的锅灶或粮食，东西没收事小，还要批斗人；逮捕法办也是常事。任白的母亲一天没吃饭，还跟着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她才在茶炉上架了个脸盆，熬了点菜汤。晚上，又去参加了排里召开的批斗会。这样的会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主要是整那些白天没出工或不好好干活、和领导叮了嘴的人。小任白对这种会倒很感兴趣，常跟母亲去看热闹。会的花样也多，有的是被整的对象站在中间，其他人坐着发言批判；有的是被整对象站在中间，周围的人站起来掀得碰，那边掀过来，这面掀过去，中间的人被掀得东倒西歪，外面人又喊着要站端立稳，人们把这种方式叫“轰斗”。

就这样，地里的粮食还是收不完，有的还长在地里。为了按时完成任务，上面领导检查时看不到地里还长着的庄稼，有的连排就割倒压在地里。洋芋是地下生块茎植物，没有劳力，来不及挖刨，不收就耕地，全都压在地里。有的庄稼收回来了，柴草却堆在地里；有的拉到场里打碾不了，一进十月门，几场大雪，全都压了。

外面工地上大炼钢铁的丁壮劳力们的任务照样“伟大而光荣”，因任务完不成也是日夜奋战。每天都要给连队下达几千吨几万吨的死任务，完不成就要批判、斗争，插“白旗”。很明显，别说炼钢铁，就是拉得堆石头也来不及。后来一些聪明的人发现，完多少只是一句话，与其说被批斗、挨骂，不如按上面要求报，上面下达多少任务就汇报完成了多少，甚至还超一些。这一招果然很灵，有的人就因虚报浮夸坐着“飞机”高升了！但偶尔也有上面领导下来检查的事。一些基层干部又动员群众，把家里所有铁制用具，全部上交炼铁，包括铁锅，铁炉子，铁铲子，铁钉子等，有的家里刚买回来的铁器，新锃锃的，又被收去回炉炼铁去了。名为动员，实际上组织人挨门齐户强行收交。甚至连供销社还没出售的铁器，也收起来重新冶炼。人民战争，遍地开花，工地上垒起了无数小土炉，又从社员家里搬来成千上万的土风箱，烧着木材炼钢铁。结果是温度上不去，不但把石头烧不化，还把收交的好铁也炼成废铁疙瘩了。

土炉子好垒，风箱也好办，可以到社员群众家里去收，每天要烧的大量木材却供不应求。只好又调动大量人员向森林进攻，限令他们在短时间内要完成砍伐多少木材的任务。于是千军万马开入关山和子午岭，展开了一场毁灭性的砍伐。林沿砍倒的木材还勉强可以拉出去，在深山砍倒的，因无路无力拉运，只好堆在山里任其腐烂。

一天,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陪着省上一位姓张的书记来了。吉普车小卧车停下后，从车上下来的领导爬上一处小山岗观战。有位领导指手画脚地说：“这就是人民战争！我们是靠人民战争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的。当年我们靠得什么？”围着听的人一个个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等着领导指示。在他们心目中，高一级的领导水平肯定也高一级。只听这个领导又说：“靠得是小米加步枪！同志们不要相信洋枪洋炮洋技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用土办法照样可以炼出钢铁来！”

有的人时间长了想家，晚上偷的跑回来，工地上马上捎回话来，家里的领导找上门，又赶着走了。一天上午食堂开饭，连长从食堂大门往进走，藏在门里面的占娃却突然出现，照连长头上一铁锨砸下去。同行的排长手急眼快，用手挡了过去。院里已来了不少吃饭的人。排长招呼会计等人拿了一根绳，三两下就把占娃捆绑了。小任白和母亲提着装碗的笼笼走进食堂大院，见占娃被捆绑着站在食堂大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任白印象最深的是，占娃虽然被五花大绑着，头却扬得很高，脸向一边歪着，似乎有一种理直气壮、倔强和不服气的感觉。后来任白才从别人嘴里漏言漏语地听到一点情况。说是连长昨晚和占娃媳妇在一起，被占娃发现了；占娃媳妇没去工地上，是经连长批准、排长有意留下的。这一切，任白开始听得模模糊糊的，后来才渐渐清楚明白。

原来这占娃媳妇才二十六七岁，结婚虽然也有好几年了，却还没有生养，是个姑娘身子。人漂亮，爱打扮，出门头上顶着一块小手帕；一双三寸金莲，走路小脚碎步，柳腰生姿；见人几分羞涩，两目暗藏风流。早已使一些男人失魂落魄。占娃去工地上后，先被排长霸占。一日晚上，正与排长颠狂，忽听有人敲门，女人问，才知是连长从工地上回来了。排长只好藏在窑里面。连长进来，如饿狼猛虎，上炕就和女人搅在一起。排长原说连长发泄完就走了，不料竟接二连三，没完没了。只好蹲下往出爬，不小心弄出响声。连长问女人：“什么声音？”女人说：“老鼠！”女人怕连长发现，拼命用手抱连长头，谁知这连长肥劲太大，头不断要扬起来。排长黑摸到门口，也顾不了许多，站起来开门就跑。连长惊问是谁？女人说是狗。连长明白，这年月哪来狗！便逼着女人交代。女人只好说是排长。

第二天，连长找排长谈话。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去来？”

“没有干啥？”

“没干啥？为什么找不见你？”

排长不说话。

“那你看见我在哪里干啥来？”连长又问。

“没看见!”

“没看见?”

“真的没看见!”

“没看见就好.”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占娃连夜偷跑回来，想在家里待两天，然后人不知鬼不晓的走掉。好不容易赶到家门口，没想到妻子行动这么慢，迟迟点了灯，才开门。占娃一步踏进去，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连长竟然盘腿坐在炕上。

占娃半天没有说话。只见连长慢吞吞地说：“你前面抬脚走，后面我就知道了。我想，这件事也就不声张了。你明天早晨早早起来，赶紧到工地上去！”说完，下炕走了。

占娃本想回来和妻子亲热，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装了一肚子气。妻子也好象不高兴，忧心忡忡。家里没有吃的。占娃衣服也没脱，就倒在炕上睡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既然坐等，为什么门关着，还开得那么慢？灯黑着也可以理解，那时不少家庭晚上不点灯，没油没火柴。这占娃毕竟年轻气盛，就发生了第二天上午吃饭时的那一幕。

1958年腊月十几，任白的父亲从一百里外的工地上回来了。任白的家里一下子温暖起来，几个孩子也都很高兴。晚上听父亲讲，四面八方，几个县的人都开到太统山、土谷堆等地炼铁，没地方睡觉，大小便也成了困难。

早晨三、四点钟军号一响，就得起床。干到七、八点钟吃早饭。一次，一个做饭的担了两桶稀饭，天黑乎乎的，滑了一跤，饭全倒了。误了饭是要批斗的。送饭的人一慌，就将地上的饭用手又捧到桶里送去了。工地上的人干了几个小时，连冻带饿，细心的人只觉得味儿不对，粗心的人端起饭就倒进肚里，那里还顾及饭里有什么东西。

许多夫妻，不论是有孩子的还是没孩子的，结婚早的还是刚结婚的，都被派到工地上去了。整天在一起干活，天天都见面，晚上却睡不到一起；时间长了，有丈夫跑到妻子住处的，有妻子跑到丈夫住处的，也不管周围还睡着其他男女，一个一个地都钻进自己人的被窝里。黑乎乎摸来，钻错了的也有。

成千上万的人开到几十里、几百里外的地方修水库、炼钢铁，不圆满的家庭更不圆满了，圆满的家庭没有一个不被拆散。在这场汹涌泛滥的“共产主义”洪水中，依靠手中权力摸鱼的则是军事化组织中的一些基层干部。

一天，排长来找任白的父亲，问他因什么回来的?父亲说有病，请了假。排长说：“回来可以，但工地上带话，必须补一个名额，队上没人，看你们谁去?”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半天，定不下来。老大是姑娘，出嫁了；老二去修洮河；老三念高小，被老师带上修水库去了。看来看去，就剩下念三年级的任白年龄最大，十岁了。任白去也是可以的，当时大人有了病，让十几岁的孩子去顶的事也有。不过，母亲最后决定还是她去。

这天晚上，母亲准备了半夜。她先是给自己准备了一条又薄又小的被子，后来又安顿家里的一些活路。第二天早早起来，就到场里去赶坐牛车。老五晚上知道母亲要去做工，眼睛睁得蓝汪汪的，不肯睡觉。天亮了，他一觉醒来，在炕上一看，“啊——”地一声，就往外跑。任白一把拉住，哄着说：“妈劳动去了!一会就回来。不要哭!”但任白怎样地哄，还是哄不下。只好给穿好衣服，领到外面去找。

母亲还没有走。她背着一丁点大的被子，站在场里，两只小脚不断地挪动着。人们正往车上装粮食。老五跑到母亲跟前，抱着她的腿，没命地嚎着。一阵寒风吹过，冻得地面咯吧响。

排长眼睛斜着看了几眼母亲，脖子拧了几拧，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算了!算了!背回去算了!”

母亲还没有听清，站在那里没有动。老五仍在嚎着。

“我叫你背回去，你耳朵聋了?”排长又大声说了一遍。

母亲这才领着老五，慢慢地回去。

然而事情并没有算了。几天后，排长又说离家几十里路的水库上缺一个工，让任白去干一个月就行了。

水库上，吃饭有食堂，干活也不愁，人多好混，最难熬的是睡觉。工地上人太多，没地方睡觉，就沿山洼挖了许多小土窑，一个窑里睡七八个人，男女分别住着。新挖的窑潮湿，地上铺一层麦草，窑门用高梁杆堵严，就很不错了。任白只拿了一个小被子，没有铺的，两边的人把他们带的羊毛毡往一块一参合，任白就睡在上面。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冻得任白天天晚上当“团长”。白天顿顿又吃得玉米面，喝得清菜汤，任白的尿特别多，晚上不知不觉就尿“床”。好在早上起床早，黑乎乎的，任白悄悄用被子压住，别人就看不见。但瞒过一次两次可以，次数一多，就难了。一天，任白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旁边的人不知是闻到了臊气味，还是从任白的不正常举动中，发现了他尿“床”的事。尽管这个人只说了一句：“这娃娃，这么大了还尿床!”但就这一句话，满窑的人都知道了。任白顿觉脸面无光，不知道藏到哪里好。

大概只干了10天左右时间，再剩下一两天就要过老历年了。一天晚上睡觉，家门上的一个哥悄悄对任白说：“明天早上鸡一叫，你就起来!”

“做什么?”

“你别问。”

第二天凌晨鸡一叫，任白发现他们几个都起来慌慌张张地扎铺盖。任白急忙起来，将被子胡乱扎好，跟着就跑。离开工地，他们才喘了一口气，慢慢往回走。四十里路走了多半天，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了。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家里却冷冰冰的，没有个过年的样子。

当时叫得最响的口号是破旧立新，即破除一切旧的风俗习惯，立新的社会风尚。夏天割麦时，排长要刚结婚的新媳妇同劳动的人一个个握手，到公公跟前，公公伸出手里的镰把，让儿媳妇握了一下。春节，不但外面工地上没有放假，县城的机关干部和留在家里的社员群众，也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从三十晚上到正月初三，往地里送了三天三夜粪。

外面工地上的人大炼钢铁，留在家里的人除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还要深翻土地。当时讲，深翻土地，粮食可以高产。实际上把下面的死土翻到上面，庄稼反倒不长了。为了解决黄土高原的干旱缺水，又组织农民在高原上打梅花串井。向上汇报又放了卫星，出现奇迹，高原变为水浇田。没想到水利部长要来看，下面的头头又慌了，动员群众连夜挑水，把装上水的脸盆放入井下面。来人检查，站在上面看不见，拿上镜子照，果然有水的反光。

除了亩产上千斤上万斤，过黄河跨长江，把钢铁指标搞上去，还要大办其它工业。要建千厂县万厂县。省上任务压到地区，地区又压到县上，谁按一定时间完不成就罢谁的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不管什么任务下来，都要基层落实。连排没办法，一个窑洞里拴一两头牛，就挂一个某某养牛厂的牌子，一间房里放一两只鸡，就挂一个某某养鸡厂的牌子，拿几根木材放在一家场院里，就挂一个木器加工厂的牌子，如此等等。一时工业农业都坐上了飞机火箭，一日千里，变魔术一样发展。谁不相信，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给群众运动泼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