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史

    环境史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72年由美国环境史学家Roderick　Nash提出。作为新史学的一个分支，环境史是西方学术和六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环境史探讨的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自然环境不再作为历史发展的背景而静止的存在。环境与人类不再是被动索取和主动开发的关系，环境也不是作为资源被开发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象。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人类行为和历史走向，而人类通过日常生产和经济活动影响生态系统。因此人类和自然环境是互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它大大拓宽了史学的研究方向，为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是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前沿与热点。彭慕兰对中国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从环境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进程，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人、环境和国家的三角关系中更加全面的呈现。他的观点代表了世界史与环境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两个领域相互融合的结果，是对国别和区域的提炼和综合，跨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并强调互动与横向联系，挑战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的历史叙述方式。

    环境史的全球视野是他全球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腹地的构建》中黄运地区生态环境变化和外部因素引发的地方政治经济和权力网络格局的变化，还是《大分流》中欧洲生态制约的解除从而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大部分世界史只将环境当做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不是将其严密地整合世界史的叙述中，⑥环境当前的情境中不再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和背景，是朝代变更和历史变迁的参与者。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历史发展更是是与周围的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作为农业国，历史上国家政权的建构、更替都与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在理解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上，彭慕兰构建了一个新的概念，发展主义项目”(developmentalist　project)，作为理解人与环境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这个项目意在说明每个朝代的政权需要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管理有限的资源和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带来的问题，以扩张国家体系。一个国家对特定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的追求受到传统文化偏好的影响，特别是在需要维持一个广大的农村人口的区域，国家会强烈干预以促进生态边缘地区人口的安定。

    19世纪中国的治国之道是寻求如何解决新的国内政治动态与逐渐增加的环境压力质检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史成为经济史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法的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将关注点扩展到世界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超越欧洲这个现代世界的核心。相应地，也不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地定义为现代经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必经之路。彭慕兰的研究体现了关于如何将环境变迁的特殊进程纳入全球版图，如何将生态维度更好地融入主流世界的历史叙述中，这需要在历史环境下研究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几年的全球环境史有助于克服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过去一个世纪里，大部分人都将非西方地区的历史进程放进“资本主义的延伸”的框架中，很少概括其他地区不同于欧洲历史发展非典型的成功经验。从世界全球范围内出发，现代化的道路不以欧洲为中心，各个国家有自己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存在唯一的发展道路和一个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经验。③环境是理解中国历史切入点之一。

    加上边疆史和国际关系的因素，可以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更加清晰的显现出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在边界的国家关系上，针对水资源分配产生了很多分歧和问题。中国边界的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用水不足，都将目标转向喜玛拉雅山脉大分水岭，开展巨大的计划和实施环境政策。用水不足导致各个国家的计划制定不同解决措施，尤其是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引起的边界国家的纠纷和紧张。

    比如中印水的供应需求紧张会涉及重要利益和领土纠纷。因此国家之间最紧迫的任务是需要加强对水共同开发的管理，信息共享，技术合作。面对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重新配置，改变了中央政府、省级地方政府和个人投资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环境成为理解国家关系的另一种视角。全球环境史有助于从整体上揭示环境对人类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环境也是解释东西发展道路差异的角度之一。近代化的道路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最富生产力的地区特别是江南，因为人口和环境的压力、农业的发展模式，导致不能过渡到商业化社会甚至工业化生产阶段，中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危机可以被视为环境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结果。

    从18世纪开始，内地人口增加引发大规模边疆移民。移民对山地开发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对外战争导致国家财政耗竭，黄河改道和决堤无力维修，引发更大的洪水，威胁社会安定。而中国在19世纪开始现代化进程，国家财政重点转移到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不再大规模地扶持环境恶劣地区的经济。这些都导致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差异开始加大，阶级矛盾加剧。中国因农业耕种方式的不同而承受更大的环境压力。反观同时代的西方社会，因发现美__洲而“成功地”解决了相似的生态和环境的压力。

    环境史揭示了欧洲而不是中国率先走向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将中国的环境压力与欧洲作比较中发现，是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19世纪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差异。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改革开放后，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环境急剧恶化。彭慕兰的研究不同于李明珠(Lillian　M.Li)对华北平原的研究。李明珠是从国家、市场、环境与灾荒关系中揭示国家在救灾和环境恶化、洪水控制中的作用。也不同于马立博(Robert　B.Marks)早期对岭南地区环境史的关注。彭慕兰对长时段环境变化的研究是把人类历史嵌入到自然和政治的发展中，是把人类移民、边疆开发、民族矛盾、国家关系都纳入到分析的框架中。以环境史为导向，将影响政治动乱和王朝的覆灭历史进程的各个要素容纳进来。环境史不再是单一的气候、水土研究，是人置身于其间的依托，是人类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背景。可以说环境史可以揭示出经济史用单纯的贸易关系不能表达的人类活动。环境史是经济史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全球的背景下，环境史是经济史的另一种诠释。东西方的发展差异以及西方为什么能够在19世纪开始支配世界，这是个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疑问。除了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环境史对东西方社会的考量外，经济史一直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

    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与世界发展模式的比较中解释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期间最具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两大理论模式。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研究的日渐成熟，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过密型增长”成为这段时期的焦点。这四十年理论的共同之处都是以西欧经验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普遍模式。然而到了1990年代，出现对西欧模式的反思，对现代化的质疑，在历史学界体现在倡导“中国中心观”。中国逐渐进入到世界的视野之中，中西经济史的对比研究开始盛行，这也与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东亚经济的崛起的潮流有密切关系。这些著作的视野之开拓和时代感之强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深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思考有促进作用。

    90年代末，涌现出一批对中西发展道路差异的解释。例如，Jared　Diamond的Guns，Germs，andSteel从地理差异角度的解释，David　Landes的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将西方的崛起归因于文化优越性，等等。彭慕兰《大分流》一书的出版，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加州学派”的观点。彭慕兰和其他学者(他们都拒绝以斯密型增长方式的欧洲中心论解释大分流)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经济没有继续延续像中国一样的道路，而是避免了农业和原始工业的劳动边际效率递减。并逐渐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中逐渐推广机械技术以节约劳动力，促进手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大分流》从纷繁复杂的文献中脱颖而出，重新修订了过去对东西方发展道路的讨论，寻求对东西方世界现象更加综合性的思考。彭慕兰采用文献资料梳理的手法，对欧洲成功这个古老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采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数据统计来对比欧亚大陆中的各种社会构成要素，比较农业生产率，消费水平，工资，环__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开始反思，为什么东亚会在20世纪出现如此惊人的发展。西方社会首先出现的一些重要特征，主要包括相对自由的交易市场、兴旺发达的手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这些特征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条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

    英国的情况是一系列有利条件的综合，这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契机。在研究视角的转变后，不依托西方的标准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特征才完整的呈现出来。例如在地租、陚税、高利贷、人口、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均等方面，现在都已有新的研究，表明以往的看法是有问题甚至是错误的。 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马尔萨斯理论和近代理论都不能解释东西方的差异。彭慕兰的目标是颠覆韦伯式东西方的对比研究方法，一一挑战了这些广为接受的论点，是对传统历史理论的创新。以中国为例子的东亚发展道路有其独特性，不同于西方资源密集型增长方式的发展策略，1945年以后东亚的经济发展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Kaoru　Sugihara认为东亚发展道路是劳动密集型，引领我们发掘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原工业化传统。基于不同的要素禀赋，东亚有效率的管理制度促进了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大量使用，结果走向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

    1800年之前的东亚道路是资源节约和劳动密集型元素的结合。东亚有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是上千年来技术和制度充分融合的结果。历史性因素和现实性的结合共同创造了当前成功的东亚发展模式。

    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独特特征奠定现代飞速的经济发展，证明欧洲的发展道路不是独一无二的。跟欧洲一样，早期近代世界的其他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经历了城市化、商业化和宗教改革。因此，人们开始消除经济史上的动态欧洲和停滞亚洲的刻板印象。但是这个观点的真正发展是近几年才出现。

    此后，对东西方发展中各个影响因素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列重要的成果。例如PeterCoclanis’s对劳动生产率和海外殖民地作用的质疑，Kevin　O_’Rourke和Jeffrey　Williamson⑥ 解答了实际工资增长在何种程度上起到缓解生态压力的作用，以及Jan　de　Vries对比较研究方法的批评，都刺激国内外的学术讨论。2012年八月，清华大学召开的“中西经济大分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对近十几年以来研究和争论的阶段性回顾和总结。大分流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促使学者对中外的研究进行反思。在十九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科学兴起后的一个世纪，现代性的起源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具有欧洲的独特性。

    近代早期世界的经济和历史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多样，不是以欧洲为正常的模式为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欧亚在近代早期面临不同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不是制造一个动态发展的欧洲和停滞不前的亚洲，而是两者完全不同的需求导致走向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转变道路。东亚道路有其独特的技术和制度路径，基于地区生态特征，与西方道路一起推动过去两个世纪的全球工业化，形成“两条道路理论”(two　paths　thesis)。

    因此，东亚和东南亚的现代化是根植于本土的发展模式。现代化的起源是一个全球的过程，碰巧首先发生在欧洲，亚洲的经济网络对欧洲现代化的产生有深远的影响。 东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和西方的资金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工业化道路都是实现工业化的不同道路。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不再被认为是技术落后、经济停滞的一种标志。

    中国的道路在广泛的层面上说是东亚道路，它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革命后，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提升。1978年以后中国最大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乡镇企业的巨大成就。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大力促进和重视工业发展以摆脱经济危机和困境。在方法论层面上，中外学者一直用比较研究来探索东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比较研究在19世纪中期由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因为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研究方法，直到20世纪才被广泛使用。较早对东西方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分析的是1950年Simon　Kuznets和1960年W.W.Rostow。

    1988年，E.J.Jones转变了对比研究的单位，认为评价世界的发展可以通过主要的几个文明进行长时段的对比分析。

    这些都奠定了当前全球史对比研究的基础，把欧洲作为世界区域范围中一个基本的比较单位，再到90年代末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不能将欧洲定义为衡量一切社会发展与否的标杆。 比较单位和对象的变化反映的是背后方法论和逻辑思维的转变，当前的对比方法更多注意的是不同独立社会的平行发展和比较。像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在具体可比较的地理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体的相互对比。在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双向对比研究方法出现以前，西方学者对中西比较单位的确定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将西欧最富裕地区跟整个中国进行对比。可以预期这样对比的结果是中国在迅速发展西欧的参照系下显得停滞落后。发现这个缺点之后，彭慕兰仔细设定所要比较的单位，谨慎地设置两个经济体的双向比较。将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与欧洲(英格兰)并肩比较，将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与中国内地相应的地区比较。

    彭慕兰就是在界定两个可能的相似宏观经济体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和分析，试图解决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东西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至今的南北分化问题。探索全球经济发展和国家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致力于中国社会本身长期发展进程的研究，尤其是探讨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此后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剧烈转变。方法论上的革新转变了美国中国学观察中国社会历史本质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时代下中国史应该如何被铭记和理解，特别是在中国官方史学和西方对近代历史不同程度的理解上。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可能性都充满吸引力。彭慕兰的著作相对于其他美国中国史学者而言，在国内备受关注，很大部分是因为他能在近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大宏观背景下，探索中国历史问题及其延续性。彭慕兰研究方法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颠覆前人的研究，在过去文献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对前近代世界的理解，对东西方不同发展道路必然性的质疑，提高亚洲经济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这是彭慕兰和其他加州学派成员的共同特点。他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过多强调了大分流的迟滞和突然性，没有将自然科学和技术置于其应有的重要位置，过于强调煤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过分强调了生态制约，也没有将制度因素加以考虑，但是绝对不是简单的能源和地理决定论，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的集合才促成了大分流的形成。彭慕兰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是简单的数据分析，还有环境史的加入，提供宏大的历史活动背景，再结合社会史的角度，生动的展现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他坚持双向和互相比较，摆脱了欧洲中心的前设，焦点集中在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和东亚各自走上不同的经济轨道的问题上，解答了近代世界经济不同发展进程的疑问。正如Victor　Liberman所说的，超越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改变传统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刺激新的更多地区的对比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亚洲和欧洲。

    通过与日本、印度、欧洲等地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图景下的中国。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时刻启发他对中国历史更多的思考，何以江南地区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直至今天。促使他比较历史上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当前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相似之处，寻找历史成因。观众从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不是研究的一个片段，而是有一个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其他方面的综合理解。

    他对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给我们一个丰满的历史中国的形象，然后将中国带进世界，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从对彭慕兰的史学思想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趋势。美国中国学在传统欧洲汉学的基础上，在历史学为主体的基础上，引进和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打破传统汉学家固守的研究方法，进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实现理论和方法的推陈出新。_这西方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或语境促成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研究视角的迥异。目前不少美国学者精通汉语，深入挖掘史料，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质量让国内同行惊讶不已。

    美国中国学研究者与国内的研究相比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让我们对自身历史和文化有不同的认识，提供一种旁观者清的特质和眼光。当代的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中西学者进行沟通与合作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