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莫高窟王道士

 

一、命题的提出

    2006年10月中旬，笔者在云游中国西部古道途中，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毫无疑问，我是充分利用，非常对得起花100元门票钱买来的被允许进入10个洞窟的参观权，而且一直是纸笔在手，不停地记录着。哪怕是在光线及其暗淡，甚至是完全无光的洞窟中，我也要摸着黑，以符号的方式记录下导游讲解的某些关键词。

    此前受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响，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的“罪人”形象曾长期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一度也曾对导致无数国宝流落异国的责任人王圆箓义愤填膺，恨之切切。参观完相关洞窟，我便恨不得就拿起笔，做刀枪，或者立即以唇为枪，以舌为剑，加入口诛笔伐的队伍，朝着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恶极”之人狠狠地击去。

    走出莫高窟，我有太多的问题要问，有太多的秘密要解，有太多的无奈和义愤想发泄。可惜我不是搞专业研究的，没有条件、没有水平、没有能力、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把每个问题都弄清楚，把每个秘密都解开，何况有针对性发泄义愤的那些对象又都早已作古。可我不管是出于猎奇也好、求知也好、关心也好、发泄也好、管闲事也好，还是在结束我的整个古道行程之后便立即或翻箱倒柜，或出没书肆，寻来大量故纸典籍，不惜数月熬更守夜，苦于灯下。尤其是对于莫高窟藏经洞国宝的散失经过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研究，终于使自己的脑子似乎清醒了一些，得出了一些尚不尽成熟，还处于朦胧阶段的拙见、感受和体会，除了需要作进一步考证，以免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外，也需要找个适当场合把它们发泄、倾诉出来。

    只不过，我确实无心，也无能用多少笔墨来介绍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洞窟中的那些精彩壁画、塑像和所有文化艺术瑰宝。

    王圆箓成了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恶极”之人。翻开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史，几乎所有中国的文人学者、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大师、各级政府、普通百姓，包括当代青年，凡是多少知道一点、肤浅了解一些、在白纸上写下有关莫高窟国宝散失经过的，大都是以激烈的言辞，朝那个曾经“便卖”了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道士，那个早已作古的孱弱的湖北佬狠狠地抨击、嘲讽，甚至是挖苦、辱骂。因为人们惋惜、抱怨、愤恨；因为偏见常常蒙蔽了判断；因为当代青年们的稚嫩意识从中学开始，就被对王道士一边倒的指责、诽谤、辱骂声所淹没，所蒙迷。

    惋惜、抱怨、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胆大妄为地出卖老祖宗留下的众多国宝，在当今，枪毙他十回都死有余辜。

    事情果真如此吗？为了更进一步弄清历史真实，还一段莫高窟的历史真相，洗去泼洒在王道士身上的污浊，还他一个本来面貌，我于是产生了重访莫高窟的想法。

    2011年，是王道士羽化升天80周年。笔者很想在这一年复走敦煌，但遗憾没能成行，直到2013年9月8日，才有幸再次来到莫高窟。可以说，此行是专为进一步考证并释疑王道士其人其事而来的。

    8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早就应该大白于天下，历史的遗恨早就应该消除，而80多年前当事者的功罪也是到了明判是非的时候。而今，莫高窟的硬文物依旧好在，没有被风化消失，没有被流沙掩埋，没有被自然吞噬，还正在供我辈参观赏析。可是，从藏经洞中取出的数万件软文物中的绝大多数却散存于世界13个国家的30几个机构和不少私人手中，至今无法回归，有的甚至难觅踪迹，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历史长河中的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抱怨、愤怒、甚至悲伤而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并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二、王道士其人

    王道士本名王园箓（也有文献称为王园禄），原籍湖北麻城县。据《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庄稼几无收成。受生活所迫，幼年王圆箓逃离家乡，辗转流落至甘肃酒泉，于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当兵。

    光绪年间，肃州是一个道教活动中心，当地道士习惯于在驻军兵士中传播道教教义。王圆箓在服役期间便皈依道教，退役后无家可归，为解决衣食问题，遂蓄发受戒为道土，正式入道修行，道号法真。道中人尊其为“王法真”。俗人则习惯直呼为“王道士”或“王道人”。因王圆箓怀揣一颗菩萨心肠，常行善积德，也有人称其为“王阿菩”。后来，敦煌县长为嘉其功德，委任为道会会司，因此，亦有人称其为“王会司”。

    道人常云游四方。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天，已入不惑之年的王圆箓云游至敦煌三危山时，发现了莫高圣境——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其中布满精美壁画和雕塑的洞窟。王圆箓感慨万千，急呼“极乐世界，乃在斯乎！”狂喜之下，他不顾自己的道士身份，决定长期居留于此。

    其时，莫高窟一带分为上、中、下三座寺庙。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由于无人看管，久已荒废，加之受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不断从窟顶滚落流下，淤阻洞口，有的连洞门都已经被掩埋起来，有的被贼匪烧损，其萧条破败，不堪入目。

    王圆箓随即在下寺选择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洞窟住下，开始主动义务对莫高窟加以看管，他以清理流沙，整修破损洞窟，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四出幕化为己任，以别人的功德钱和化缘为生。由于没有文化，佛、道不分的他暗暗立下誓愿，要重振这里的宗教香火，修缮破败殿宇，再塑菩萨金身。为了积攒建设资金，他不惜过着异常清苦的日子，节省每一笔开支，四处寻求布施。渐渐地，王圆箓以忠厚、质朴、诚信、谦和、刻苦、奉公赢得了和尚们和当地信众的敬重，在并没有任何人对他封号什么的情况下，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负责任的佛寺住持，并始终如一地为莫高窟奉献着自己的后半生。

    众所周知，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之间往往相互抵毁，以致发生格斗甚至战争。王圆箓是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却是佛教圣地，历来都应该是和尚们住守的地方。然而，上天偏偏把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士安顿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竭尽虔诚之心，奉效犬马之劳。更令人不解的是，老天爷还特意把隐藏在佛窟里的秘密安排让一个道士来发现，以致引出了悲剧性的历史结果。这些古怪离奇现象，是阴差阳错的巧合？还是佛、道弟子们历来就具有包容兼蓄、大度宽宏之胸怀？

    我曾看到过王圆箓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两幅不同照片。他是一个大约1.6米、有点清瘦的中小个头。一幅照片是身着一件破旧不堪的中式棉袍的半身像。他两手抱在肚前，袖口有棉花脱出；两只手腕上露出来的内衣袖子各不相同，说明他穿有两件内衣，各露了一条袖子在外面；头上包一块深色布巾，头发掉在头巾外，长齐耳边，像一束乱草；留着一寸长的胡须，满脸皱纹，面部表情敦厚中略显呆滞。遗憾的是，这幅照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另一幅是站在莫高窟某洞庭的廊檐之下，背景是一幅唐僧西天取经图，身着道士长单衫的全身像。只见他头戴圆形道士帽，一手曲于腰间，一手垂向地面，面带笑容，显得比前一幅年轻，表情轻松自然。两幅照片表现的王道士一个共同特征是老实、忠厚，并无奸滑狡诈之感。

    王圆箓以中国农民对宗教极其单纯的虔诚和勤劳负责的精神承担对莫高窟的日常管理后，自觉践行了三大任务：清理长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领僧众四处奔走，苦口劝募，寻求布施；将募化得来的钱财尽其所能，抢救修复坍塌的洞窟和其中的塑像。敦煌地区人烟稀少，甚至数百里中无村户，能够获得多少布施和化来多少善缘是可想而知的。而偌大的洞窟区需要投入巨额资材实施修缮，还要满足和尚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也够难为这个农民出生的道士了。然而，以对佛的一片虔诚之意，王园箓苦苦支撑着这块圣洁之地，数十年一贯之，直至老去。

    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及其伙计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了掩藏在莫高窟第16窟壁画背后的另一窟，即藏经洞。尘封千年的文化艺术宝库随之重现世间。

    王园箓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人。按照沙武田著《藏经洞史话》考证，藏经洞的发现经过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人力清沙说；二是流水疏沙说；三是抄经人敲壁说；四是地震破壁说。但不管是何种形式发现的，王园箓至少都是发现者之一，这已经是基本无争的事实。

   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王园箓为保护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发现藏经洞以后，王园箓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虽然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些藏品的文化价值，但还是隐约感觉到这些东西应该是有用的。他首先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征询意见。通过大家商议认为，这是先人们的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让它流失在外，那就是造孽，是罪过，所以一致意见还是留在窟内为好。这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迅速采取的第一个保护措施。

    王圆箓采取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尽快向官府反映，并数次逐级写报告、送样品，要求将这些文宝交上级官府保存。他首先徒步50里，赶往县城找严泽县令汇报，并奉送了取自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做样品。谁知这位严县令有眼无珠，王园箓碰壁而返。两年多后，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园箓又挑选出一包经卷佛画去拜见。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的汪县令阅过，虽然惊叹不已，但还是没有对这些文物实施登记保护，只是写信告知并寄赠了部分王园箓送来的经卷、画像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对金石学和古文书都有较高造诣，正在撰写《语石》一书的叶昌炽得知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并看出其经卷的价值后，一方面函请汪宗瀚实地考察，协助他充实其著作范例；一方面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如数将其运至兰州保存。令人遗憾的是，叶昌炽虽然识货，也为此向省府写了报告，但他本人却始终也没有踏上敦煌莫高窟一步。

    这期间，由于王园箓并未收到任何官方回复，仍不甘心，于是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找到他当年在巡防营当兵时的老上司，时任甘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不料这位在书法方面颇具造诣的道台大人认为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而对此不感兴趣。尽管不感兴趣，但廷栋倒是念及老部下从数百里之遥送来经卷之辛苦，后来还是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也建议藩台将这些文宝运省妥藏。甘肃藩台先后收到叶昌炽和廷栋文武二官的报告，再无理推脱，才于1904年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需耗运费量大，银两难筹为由，仅给汪宗瀚发了一张 “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了事。

    问事得事做，此后，王园箓从寻求布施、清沙运土、营建楼宇、供养和尚到承担对文物的保管，担子越来越重了。据一些文献记载，王圆箓无法可想，后来又斗胆给清皇宫慈禧佛爷写了秘报。然而，正值风雨飘摇之际的大清王朝哪还有心思顾及这等“小事”。于是，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得知莫高窟文物的价值后，决定将藏经洞存留文物运交京师图书馆保存，并承诺由朝廷拨款收购。由于王圆箓没有及时收到款项，于是请人以他的名誉起草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向朝廷催要。《催募经款草丹》全文如下：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

    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光绪]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英〕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翼〔异〕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已将佛工不得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晴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谨禀

    《催募经款草丹》是现存的王园箓遗留下来的唯一纸本文献。这篇自述性文字是上书给朝廷的，当然有自我表功和神化吹嘘之嫌。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当王园箓第一眼看到莫高窟的破败不堪时，便发出决心以终身相许，募化补修的誓愿。

    从王园箓到达莫高窟至《催募经款草丹》起草之时，已经12年了。12年的实践证明，王园箓一直以强烈的使命感信守着自己的誓言，他靠四处募捐，积攒钱财，聘请伙计帮助清除洞窟中常年淤积的沙子，修补毁损建筑，并且早已使昔日的莫高窟有了较大改观。

    关于王园箓在莫高窟的业绩和苦劳，国宝骗买人斯坦因也有这样的记述：

    “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这个洞窟的修复工作和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仍可以称得上是费尽心机的……。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这段文字，已经把王园箓在莫高窟的艰难、耐心、执着、主动、负责尽显纸上，而且充分证实了他对自己曾经许下“誓愿募化补修”的诺言是认真实践，自觉履行，切实兑现了的。

    纵观王园箓的一生，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孤独与凄楚中渡过的；人到中年，本以为可以依托莫高窟献身宗教事业，以此了却残生，却又因为藏经洞的发现而一度名扬中外，大红大紫，辉煌无限，从一个极贫极弱之人变成了敦煌巨富，变成了一个“贫苦的富翁，作恶的善人，贪婪的施主”这样的畸形人；晚年却疯了，或者至少是不得不靠装疯卖傻度晚年。美国人华尔纳在写给斯坦因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有好名声的王道士却因藏经洞晚节不保。”原因是变卖了敦煌国宝，不幸又一落千丈，成了个臭名昭著，闻名世界的“大罪人”，以致于将要留下千古骂名。一个并不具备文化素养的、长期生活在一小块沙漠绿洲之上的、思想境界仅仅局限在一心只想为佛献身的、却又处于高度思想压力、舆论压力以及当地村民为了向他索钱而以死相威胁压力之下的、极其卑微渺小的王园箓，晚年之凄惨景象，由此可以想像。

    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位颇具争议的文盲道士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以81岁高龄寿终正寝，羽化升天。按照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然而不同的是，王园箓走进佛窟，为释迦牟尼虔诚奉献了近40年犬马之劳。其徒子徒孙们感念他的功德，为他修建了一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相对气派的土塔，并立了一方木碑，在墓志上记录了他的人生历程。王园箓墓志全文如下：

    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誌：

    民国二十年古七月三十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嗜，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园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祠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楼鹤伙龙之所。又復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密，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会司以褒扬之。令者，羽轮虽渺，道笵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大可继门徒之随侍，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为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稽首瑾誌。(标点为笔者所加)

    关于对藏经洞发现者王园箓的真实记载，进入笔者视野的，除了前述《催募经款草丹》外，就是这篇墓志铭，共两章文字。此外，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发现藏经洞》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再就是《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以及华尔纳在给斯坦因的信中提到过。其余有关王园箓的文字，则全是后人对他褒贬不一，以贬为主的评说。

 三、国宝的散失

    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莫高窟国宝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王园箓“卖”掉的。

    首先，当年骗买莫高窟文物的主要当事人——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文献中亦见“司代诺”）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发现藏经洞》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买”宝的全过程。从中看出，斯坦因绞尽脑汁，竭尽引诱、欺骗、布施等凡是能所用其极之卑劣手段来对付那个老实巴交的文盲道士，最终使得其骗子加强盗的行径得以成功，并先后两次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大量国宝运至大英博物馆。其次，法国人伯希和在《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对骗买莫高窟文物的过程也有介绍。他们生前对于王园箓为人处世，人格品德的评价，应该都是历史的真实。因为这些当事人既没有必要粉饰王园箓，更没有必要向他身上泼脏水。因此，他们对于王园箓褒贬的文字描述应该是可信的。

    以斯坦因这个“买宝”第一人为例，通过他在骗买文物过程中的有关自述，看着这个骗子在莫高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发指，令人怒火中烧。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时，还并不知道发现藏经洞的事，只准备在敦煌补充给养，对莫高窟作简单考察后离去。但不久，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口中知道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于是引发了他的浓厚兴趣。斯坦因如是写道：

    “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于是我俩（斯坦因和他雇请的汉语翻译蒋孝琬，人称蒋师爷。笔者注）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批写卷。”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时，王园箓外出化缘了。一个小和尚无意间给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写经。斯坦因虽然不懂汉文，但从外观便感觉到这种写本很古老，很珍贵。于是他决定一边先去考察敦煌西北的长城锋燧遗址，一边等待着王道士化缘归来。

    5月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时，正值莫高窟年度庙会，每天来观光敬香者众多。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没有轻举妄动，又在敦煌县城呆了几天，并利用这段时间详细查看了莫高窟地形，了解了值守藏经洞的小和尚的性格、举止和警惕性，为获得宝物做足了功课，动尽了脑筋。

    可以推断，王园箓一定是已经得悉或猜到了斯坦因来莫高窟的目的，对这个他此生第一次将要见到的，屈居于帐篷之中的外国“高官”（其护照标明他是英国教育大臣）是诚惶诚恐，有所戒备的。因此，5月21日，王园箓一回到莫高窟，第一件事就是用砖块代替了原本的木门，封堵了藏经洞的入口，以此来应对斯坦因的到来。对此，斯坦因写道：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通往藏经洞的甬道。上次参观时，我看到它的狭窄入口处还是用粗糙的木门锁着，而现在令人沮丧的则是已经完全用砖给砌了起来。……我内心看来是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

    斯坦因与王园箓初次接触后感觉到：“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

    藏经洞对斯坦因的吸引力之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但是当斯坦因短暂地接触王园箓以后，认为王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用金钱可以收买的人。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斯坦因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于是他写道：

   “王道士始终不答应让我们看一下全部经卷保存情况的请求。他惟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限制条件。蒋孝琬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两份卷子，结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烦，我们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之后，斯坦因甚至一度不敢直面王园箓。

    又在斯坦因指使蒋师爷单独与王园箓进行几次交涉后，王园箓才在一天夜里，拿出一卷写经，说是借给斯先生看一看，研究研究。当斯坦因急不可耐地翻开佛经时发现，原来，这卷写经正是由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的汉文佛经，并落有玄奘的亲笔落款。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斯坦因这时才敏感到，难怪每当他向王园箓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王道士就会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由此，斯坦因窥探到了王园箓崇拜玄奘的内心秘密。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王圆箓和斯坦因经常发生口角，而每当俩人关系濒于弄僵时，斯坦因就用极其蹩脚的汉语给王园箓讲玄奘的故事。斯坦因通过这份经卷获得了如此多的关于莫高窟文物的信息，于是他颇有感触地说：

    “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通过对王园箓的进一步接触了解，斯坦因对他作出如下评价：

   “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

    “王道士显然也喜欢听我谈论他（指玄奘）。”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

    斯坦因窥探到王园箓崇拜玄奘的内心秘密并感觉到其心理防线有所松动后，便决定以此作为突破口，故意寻找关于玄奘的话题在王的面前提起，以便能引起他的共鸣，并编造了一个离奇的神话来欺骗这位无知的、头脑简单且十分迷信的王道士。斯坦因通过蒋师爷告诉王，古时的唐僧把佛经从印度取回来，而今，斯先生这个玄奘的信徒正是从印度来的，是受唐僧的在天之灵所托，意欲将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

    不识字的王园箓并不知道他仅仅是给斯坦因“看一看”的这个卷子居然会与唐僧有关，并且斯坦因还是奉唐僧的在天之灵所托，前来东方取经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唐僧翻译的佛经存放在莫高窟的洞中呢？

    接着，斯坦因又找机会与王就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了一次长谈，为投其所好，还安排王园箓站在刚请工匠画完不久的唐僧西天取经图前拍摄了一张照片。

    关于此节，斯坦因事后用如是嘲讽的口吻写道：

    “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我——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我声称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我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指王道士）保管着。当我们站在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图的通道里时，我特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牵着满载经书的坐骑从印度返回的场景。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规劝，让他同意我的将这些由他发现仍藏在密室中的经卷带走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的请求。”

    王园箓听说斯先生是奉唐僧的在天之灵所托，前来东方取经的，其心理防线完全被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特级骗子给攻破了。他想，既然斯先生是奉唐僧在天之灵所命来东土取经的，那我得赶紧打开密室，先让他们把唐僧的有关经卷选出来。王园箓唯恐怠慢了这位唐僧的使者，终于虔诚地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让斯坦因得以进入密室，对大量文献进行翻阅、选择。

    斯坦因用了这样一些语言来表述当时的情形：

    “我甚至产生了要将所有的藏品带走的想法。不过，这一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了。于是，我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将挑剩下的那部分还给他，以便腾出地方让他拿出更多的藏品来供我选择。”

     “我在语言学方面的不足，使我不可能在匆忙中从卷牒浩繁的汉文写卷中将那些最有价值的卷子全部挑选出来，甚至不可能将混在其中的非汉字卷子一一分拣出来。但最令我担心的还是王道士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性格，保不准什么时候他会警觉和猜忌起来，在我还没来得及卷走所有珍藏之前，突然关闭这个密室。我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以免让王道士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为了进一步诱导王道士能对清理出来的文物经卷放行，斯坦因苦心积虑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圈套。他这样写道：

    “拘谨而老实的王道士终于放下心来，我也为之感到快慰。”

    “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之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殿宇的修缮。”

    “5月28日日暮时分，全部藏卷终于被运了出来。”

     “当全部24箱沉甸甸的写卷和另外5箱绘画等艺术品安然运抵大英博物馆时，我才如释负重地出了一口气。”

    历史就这样无情地捉弄了王园箓。可怜的道士终于输给了盗贼，终于铸成了大错，终于留下了千古骂名。

    斯坦因事后写道：“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其实那时，王园箓心里陷入在痛苦的矛盾之中，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斯坦因曾向王园箓许诺要捐献一大笔钱给他作修缮庙宇之用。但正如斯坦因所说：“他既担心他的圣洁的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时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以付出他所认为的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王道士一再表示，这些藏卷的丢失迟早要被施主们发现，而这些施主们又都曾为他的清理修缮活动捐赠过资财，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旦被施主们察觉，他花了8年时间辛辛苦苦挣来的好名声将化为乌有，他一生的功业也将毁于一旦。”事实上，王园箓确实一直担心这些藏卷的丢失迟早会被曾为他的清理修缮活动捐赠过资财的施主们发现。因此，他始终犹豫不决，甚至在一瞬间作出了非常英明的决定。斯坦因如是写道：

    “次日一早，我准备从那些普通汉文卷子中再作搜寻，寻找颇具价值的中亚文字文书。到了那里，却遗憾地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所有藏卷全部运回密室中去了。”

    好哇！如果就此打住，也许会避免了一场大错，历史也就改写了。可谁知，王园箓终究还是败在了这个奸诈无比的斯坦因脚下。斯坦因后来写道：

    “为了尽可能地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我进行布施的实物证据，我安排王道士在一个已遭废弃的小窟里树立了一尊玄奘的塑像。”

    当然，斯坦因与王园箓的这场心理战，斯坦因战胜了愚昧无知的王园箓，成了大赢家，他事后对此战骄傲地回忆道：

   “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4锭马蹄银，约合500卢比。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是啊！斯坦因仅仅花四锭马蹄银，折合白银200两，便买得莫高窟大批珍贵文物，并将其运回英国，缴存于大英博物馆。

    就在斯坦因满载而去10个月后，以伯希和为首的法国探险队来到敦煌。这时的王园箓应对外国佬的手段，比起一年前与斯坦因打交道，似乎更从容、更老练、更贪婪、也更足智多谋。

    伯希和写道：“在我首次访问莫高窟时，收藏这些文献的龛被铁锁紧闭，王道士不在那里。我在敦煌城见到了他。他许诺将陪同我前往石窟，以向我出示他发现的那些东西。但他到达得稍晚了一些。钥匙留在了敦煌。我只好再继续等待。”

    依笔者分析，王园箓推说钥匙掉在了敦煌并不可信，这也许是他尚未思考成熟如何应对伯希和而不方便立马陪同前往莫高窟而想出的脱身之计。王园箓也许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在伯希和手里拿到比斯坦因更多的捐赠。但是，时年29岁、精通13国语言的伯希和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就与王园箓沟通了思想，并赢得了道士的好感。

    伯希和后来写下了这样一番话：

    “道士还补充说，我的这位同行（指斯坦因：笔者注）还另外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他称之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使他出让其中更多的写经。能听懂别人言外之意，总会有好处！我于是便决定了自己将要采取的程序。三月三日，钥匙终于到了，这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即藏经洞。笔者注）。”

    原本他非常担心捷足先登的斯坦因已经将宝贝搜罗一空，但伯希和很快发现，因为斯氏不懂汉语，从而给他留下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伯希和这样评价王园箓：“……非常幸运，王道士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属于热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类别。为了建塔，他特别需要银两。”

    这句话的潜台词无非是说，王道士没有文化修养，头脑简单，为了修建，又渴望得到捐赠，这种心态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被他愚弄。于是乎，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用500两银子骗买走6000卷经卷。

    此外，1912年，日本吉川小一郎到莫高窟，用白银350两买走400余卷经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用白银500两买走570余卷经卷。

    这样，王园箓先后出售敦煌文物共计四大宗，得银1550两。

   十多年后，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这时的莫高窟早已空空如也。华尔纳在1926年12月26日给斯坦因的信中说到：“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除了华尔纳的75两银子属于赠送的以外，外国人从莫高窟骗买文物案主要是以上四宗。历史还记载了几起莫高窟文物散失毁损事件，有的与王园箓有关，有的是他所无法抗衡的，应该判定为与他无关。

 四、背景、假设与评说

   因为精通汉语而更加识货的伯希和不知出于炫耀亦或是别的什么心理，在离开莫高窟一年多以后，于1909年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其中有：《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典籍。其时，有学部侍郎宝熙、参事江瀚，国子丞徐坊，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忘、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教习蒋斧以及学者罗振玉、董康等众多官界大佬和学界名流前往参观。一时间，参观的官员和学者们大惊不已。消息很快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并引起了中外的惊愕和舆论的哗然。

   学者罗振玉立即将此事件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乔当即指令罗振玉代表学部拟电报，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移交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笔者注）。

   刚刚到任的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接到学部电报后，急命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依令解运京师。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过去整整9年。

   宣统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有史为证，在押解途中，凡所经之地，当地官员便随意抽取挑选，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为掩人耳目，一些人还将完整经卷一撕为二，以冲抵数目，致使敦煌遗书严重损毁，待运抵京城，共移交学部18箱，编号计8679卷。

     官府将莫高窟经卷运送北京所导致的大量散失事件，曾经使王园箓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事件，地方官员如此贪心，又如此狠心掠夺，占为己有，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园箓对斯坦因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是这样记述的：

   “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40锭马蹄银。笔者注），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从斯坦因这段话可以看出，按时间先后顺序来推理也可以看出，王园箓在得知莫高窟经卷即将查封运走的消息后，确实又私藏截留下近千卷。因为卖给日本吉川小一郎和斯坦因第二次的近千卷经卷是在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之后，这就是作出此判定的理由和根据。在王园箓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毁损。

   由于20世纪初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国一直遭受列强的欺凌，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社会的动荡，当然也由于王园箓的愚昧无知和清理、修缮、营建莫高窟，希望能留名百世的虚荣心太切，才导致被后来学者们誉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考古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大批敦煌遗书和莫高窟中的诸多珍宝先后被沙俄人勃奥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端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尔坦布鲁等捆载而去；而中国官员腐败无能，以权谋私，更加剧了这些文物的流失，确实令国人痛心疾首，羞愧难当。一个泱泱大国，连老祖宗存放于区区小洞之中的国宝都看守不住，何颜之有？这既是敦煌藏经洞的悲哀，也是道士王园箓的个人悲哀，更是当时积弱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当莫高窟被发现后，王园箓曾挑出一些写卷和绢画，送给各级政府的官绅和士大夫们，希望能引起官府的重视。但是，官僚们除了根据自己的好恶选留用作收藏和馈赠外，没有哪级政府对这些废纸残绢感兴趣。王园箓仍不甘心，仍未却步，依旧一次又一次呐喊，一次又一次带上经卷，骑上小毛驴……直到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为由，下发了一张 “就地封存”的命令后，他才不得不停止了已经历时7年的漫漫上访路。

   我们能否这样一想。当藏经洞初被发现时，如能引起当局重视，凑几个运费，运进国家图书馆，这些故事和遗憾不都没有了吗？然而清政府却推说“凑不起”运费！就连被强盗们劫掠后剩下的不足万件，在运送北京过程中也都被各级官绅截拿2000余件。因此笔者认为，是各级官府对王圆箓的一片热忱表现冷漠，对他发现的宝藏根本不当回事，着实让王道士心灰意冷并误导了这位文盲道士。在热脸无数次贴上冷屁股的无奈之下，王圆箓心想，既然这批黄纸残绢不能引起官府的重视，也许它们确实并无多大价值，我何尝不可以用其换回一些银钱来资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缮呢？

   斯坦因曾经这样写道：“我应允蒋孝琬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作为交换条件。……王道士可以拿了这笔钱告老还乡，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他可以用这笔钱来修缮庙宇，来换取更多的功德和荣耀。”

   谁说不是呢？王园箓完全有条件拿着这些钱离开莫高窟，去戒还俗，回到自己相对于敦煌更丰饶富庶的湖北麻城老家去，当个富豪乡绅、娶妻纳妾，安享晚年。然而，早就灰心利禄的他并没有这样做。在王圆箓眼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给的钱同他四处化缘求来的资财一样，属慈善收入，每分每厘都必须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当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时，王园箓主动拿出支出账目，让斯坦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把他“捐助”的银子全部用在了功德事业上。这就是王园箓对待钱财和他所信奉的宗教事业的态度。

   有足够多的资料记载，王园箓拿到斯坦因等人的“捐赠”和“施舍”后，补葺了千佛洞；新塑了玄奘塑像；营建了太清宫；重塑了斑驳不堪的所有金身；重建了五层楼阁以保护大佛；修复了古汉桥（现已不存。笔者注）；绿化了环境；垦田开地以自给自养。其中，王圆箓将千佛洞中残损的佛像收集在一起修了一座“千相塔”，廷栋还为此专门撰《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镌刻在纪念碑上。

   在外人眼里，王园箓在变卖莫高窟文物时表现得十分贪婪，但他“贪婪”所获得的每一分钱，却从来没有用于自己的享受和挥霍，而是全部用在了莫高窟的维护保养和修缮清理之中，这早已是当地人以及他的同事们所有目共睹的事实并成为敬其人格的依据。在当年那种时境下，作为一个道士，尚能心安理得地自觉看守这荒原僻地的宗教圣地，已经着实不易了！

   敦煌文宝流散于世界各地，造成重大损失，自然是极大地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心。站在国家利益、民族价值观的立场来看，我痛恨王道士，我唾骂斯坦因，我诅咒这些外国强盗和骗子。但艺术无国界，若站在人类共同遗产的角度来看，当年劫掠这些敦煌文宝的当事人虽然可恨，但历史证明他们个个都堪称为君子。他们不但没有让这些文宝毁损流散，更没有将其据为己有，而是历尽千辛运送回国，完整地上缴到自己的国家，收藏在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中，得到了妥善保护，至今尚在，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

   而反观那时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在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园箓怎么奔走，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伯希和把敦煌文物公诸于世后，当朝命官们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是，各级官绅非但不考虑如何加以保护，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有人拿着它求官，有人拿着它卖钱，有人拿着它收藏传后。试问，要是这些国宝全数留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斯坦因等人和王道士这一节故事，到现在还能剩下几张草纸，几块残绢呢？

   如此说来，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文物，谁是千古功臣？又是谁毁损了敦煌卷子，谁是真正的万代罪魁？对此，当年的王道士自有他的看法，现今的中国后代们也该自有他们的公论。

   正是因为藏经洞的发现，才有了今天敦煌学的产生。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都是一种功盖千秋的巨大贡献，都应该理所当然地获得国家的褒奖。

   王圆箓拜佛重道，把卖经卷得来的钱全部用于修缮莫高窟。在他质朴的内心，如其保护一些对他来说并不一定有什么实用价值、派上什么大用场的古旧经卷，何不如做一些诸如修桥、补路、建殿，为菩萨神灵塑金身等积善积德的实事呢？要知道，那些藏于洞室中的经卷是国宝，被王园箓抢救修复的实物主体也是国宝。何况，处于20世纪初的中国，举国皆雨，哪还有一片干爽的土地？甚至几乎国之将不存了啊！圆明园不是国宝吗？圆明园内没有国宝吗？英法联军尚且敢于把宝物抢走之后再点一把火给你烧了。对比之下，王圆箓倒是干了一件两全齐美的大好事，还能用软文物换回白银1500多两，并以此保住硬文物。这样一来，既保住了文物软件，又恢复了文物硬件，谁能否认呢？否则，这些洞窟还能有几个可供开放给我辈去参观、去欣赏、去学习、去研讨？这已经尽到一个农民、一个道士、一个文盲的责任和良心了，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在那种时代。

   笔者且不说80年前的王道士保护文物有功，至少他近40年如一日远离贪腐，辛劳为公，虔诚信仰，一贯始终。历史并没有记载王园箓私自占用了出卖老祖宗遗产而换来的一分钱。至死，也就是一身道士长衫，一顶圆布帽，便被他的继任们装进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仅比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时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和信仰的道士服。

   王园箓的功过是非，亦或是“罪人”的悲剧永远值得我们回味。

   历史是由诺干事实垒砌起来的坚实大厦，不能凭着个人的好恶和想象去臆造，更不能随意抽取其中的几块椽子，几节梁柱拼凑出另一个模型来。对待历史人物，唯有实事求是，才是具有理性思考的文化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道德良知。不是吗？我们既不应把敦煌文物的流失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只能看作是历史对整个旧中国的嘲讽；我们更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甚至苛求王圆箓，他一个平凡人在那个时代是很无奈的，能尽其本分，力所能及地保护他心中神圣的信仰，就很不错了。我这里借用一位文友的话说：“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把王园箓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去考评，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愿我辈都能正视那段历史，还王园箓一个本来面目，以慰他的在天之灵。

 五、几句累赘话

   更多地考证和研究了王园箓其人其事，俯首走出新建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的大门，回头静视着一群如蜂窝状分布的数不清的洞窟，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微风吹过崖岩下浓荫密布，绿草茵茵，花香鸟语的坦平谷地，数十棵合抱粗的百年老树依旧树影婆娑。我猜想，这些大树想必就是当年王道士及其僧众们种下的。如今，老树依旧在，没了植树人，不免有几分惆怅。

   80多年了，王园箓与一般逝者一样，早已化作了一抔黄土。唯一不同的是，那位于莫高窟大门外的圆形黄色土塔，比其他圆寂僧人的塔陵稍大，比一般百姓的土墓稍显光鲜而已。当然，人们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王道士的直系子孙所为，因为众所周知，他是个断子绝孙之人。

   再次来到并无旅游标识的王圆箓墓塔前，我爱恨交加，终于，还是把双手合上，举过胸前，把腰勾成90度，向这位颇有争议的已故道士行了个合十鞠躬礼。口中喃喃道：“王道士，安息吧！你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处于那样的环境，做了那样的事情，落得那样的结果，就让人们去评判吧，指斥吧，抨击吧，反正你已经作古升天了，俗人们要怎么说，你还管得了吗？

   西域狂躁的风卷黄沙，弥蒙了逝去的岁月，却抹不掉尘封百年的史痕；

   沉睡千年的黄纸残绢，被裹挟到世界各地，异口同声诉说着哀婉宿命；

   马蹄银那惨淡的光芒，至今还折射出几多悲凉，几多愤懑，几多怨恨；

   定格在人们心湖深处的，是道士长衫遮蔽的身影和那早已散尽的体温；

   唯有这座稍显高峻的土塔，在风沙的颂歌中，合吟着一曲含冤的故事；

   那音韵，似乎在向子孙们诉说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和无法逃避的履程；

   历史总归是历史，由不得凭空臆造，需要的是理性思考，把因果厘清；

   有悖于文化业者基本职业道德和做人准则的是：罔顾事实，人云亦云。

    本文主要参阅和引用书籍、文献：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图记·发现藏经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姜波、秦立彦翻译；

   [法]伯希和等著《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耿升翻译；

   沙武田著《藏经洞史话》，民族出版社出版；

   陈万里著《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4年1月于贵州遵义

 

    作者简介：

     李性刚，1949年生、蒙古族、大学文化，当过工人、企业管理者、国家公务员、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撰写过大量资产评估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价格鉴证报告、各学科调研报告和政府专题规划；在相关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各类文章；著有长篇纪实散文《古道悠悠——中国西部古道游》和长篇小说《家之梦》；已完成《品读美西》上下集文稿，正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