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中国文学的几点粗浅认识
师友们，你们好，我叫段鹏飞，笔名黎巴，在家里，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城里，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工，象我这么一个人，在这里谈文论道，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滑稽，可是，可能是由于先天的某些因素，我对文学一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素，今天在这里，我想做一块引玉之砖，谈一谈我对中国文学的几点粗浅认识，希望各位贤者达人见了，能献出自己的真玉，让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彩。
既然是谈文学，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文学，文学在社会中应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作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作家，什么样的人只能算是一个文痞，以及怎样来认定一部作品的高下优劣。
那么什么叫文学呢？我想它首先表达了作者的立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反应社会面貌的作品，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我读《文心雕龙》的感受是：“心与生之感，感与灵的迸发”，这跟杨义先生所说的：“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应”这种说法也不矛盾，我想大家对文学的解释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大的分歧。那么文学在社会中应当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很多。巴金先生说：“文学就是要让人变得更好”，我觉得这话虽然很对，但是有些笼统，杨义先生说：“作家都要为政治服务，不为政治服务，就不是一个好作家”，并且说：“我们的文学史很长时间就是这么写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文学是应该为社会服务的，它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文学不是商品，它是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们把自己领悟到的东西用直接的或委婉的形式说出来，引起人们的深思，获取人生的真谛，认识到人生存的意义，人活着的责任和使命。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可以使懦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的，它可以给人以勇气、希望和自信，它可以告诉你什么是人格与尊严，它是我迷途的指南针。
至于作家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境界，这里我举两位当代的大名人来说一下。一个是余秋雨先生，一个是杨义先生。余秋雨先生在他的简介中说：“在众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的是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我们都知道，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有一个叫慧能的和尚，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菩提本无树》，于是我们很容易地理解了“色既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道理，即便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作为一个学者，能达到神秀和尚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这个境界，应该是不难的，可余先生却因沾上了尘埃，不仅不去拂拭，反而沾沾自喜，注重于形式而忽视了内在的修为，作为一个学者，这实在让人有些遗憾。再说杨义先生，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后记中说：“……住专家楼，饭罢拭嘴，就可以伏案振笔了，比之困守蜗居，分心劳神去捅煤炉、卖菜、做饭、哄小孩，工作效率何啻是判若云泥”。言下笔尖，洋溢着自得之情。只要有一枝笔，有一张桌，有一口饭，其它什么都是好的。天晴了，他说阳光是多么灿烂；下雨了，他会说空气是多么的滋润；起风了，他会说那是老天在给你梳妆；下雪了。他说是给你披上了银妆。只要给他时间，给他纸笔，世上什么都是好的。就象一个酒鬼，只要给他酒，什么都OK。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下余秋雨先生，从他的《文化苦旅》中不难看出，他的待遇跟杨义先生相比如何呢？可余先生却是苦旅呢，个中高低，云泥自见。
世上的事情都有高下真伪之分，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废都》中刻画了一个人物——庄之蝶，全篇没有用一个贬义的词，可是我们读完了，他那种无赖的嘴脸就刻画在你的心中，我暂且把这种人称之为文痞，也就是曹雪芹先生所说的“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之辈。在一百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叫埃米尔·赖希的人写了一本书——《生命中的成功》。他在书中说：“作家的成功是双重的，要么是因为作家煸动了公众的低级趣味，要么是因为作家通过真正优秀的情节安排，谴词造句和人物塑造带给人们的以强有力的人物类型或生动有趣的人物造型”。前一种人就是我讲的文痞，后一种人才是真正的作家。象古代的屈原，现代的老舍，这样的人，你没有办法不去敬重他。作家与文痞的区别，就看你的内在修为与思想境界的高低，同一件事物，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它。比喻说一堆狗屎，我们湖北人见了，就会绕过去，别弄脏了自己；河南人见了，就会把它送到庄稼地里去，他们知道庄稼会给他回报；如果是上海人见了，他们会把它包装起来，通过媒体的宣传，然后隆重地把它推出去。如果你说这不过就是一堆狗屎嘛，他们就会说，这可不是普通的狗屎，这可是哮天犬拉的巴巴，它含有多少种的氨基酸，能治疗多少种癌症，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等到你买下了，发觉上当了，哟，他的口袋已经鼓起来了。这就是上海人。我们的余先生在他的《文化苦旅》中有一个专题，就是《上海人》，余先生也知道 ，当代的上海人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吹捧的，为了几个钱，可以与父母反目，闹上法庭，为了几个钱，可以与兄弟反目，刀戈相见。他思来想去，终于想起了一个人物——徐光启。这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于是把他拿来当一块遮羞布，给现在的上海人遮遮丑。殊不知我们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上，有多少优秀的光芒四射的人物为我们的民族作出了贡献，我们为这个骄傲，也为我们自己羞愧，我们自己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是在奉献呢，还是碌碌无为的活着。先人们的光芒遮不住我们的无为。中国有句古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是说我们自己曾今的辉煌与骄傲，也不要时时的挂在嘴上，更何况是先人们的呢？为什么不为自己的无为感到羞愧。
最后，我想谈一下如何来认定一个作品的高下优劣。关于这个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肥环瘦燕，各有所好。我忘了是谁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一首最差的诗，如果你连读十遍，它就会变成一首好诗”。我没有这种经历，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我们的批评家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今天既然是我在谈我对文学的认识，那么我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我一直是比较认可杜牧的观点的，他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所谓以意为主，就是同一件事物，作者是怎么看的，你的观点立场是什么，你是弘扬歌颂呢，还是讽刺批判。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同样是一段动人的感情故事，由于作者所思念的人物不同，所以在词的高下认定上就大相径庭。我们都知道，柳永的《雨霖铃》一直是人们脍炙人口的佳作：“执手相对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佳句，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可我呢，并不这么认为，这样的深情，得看是对谁所感，对谁所发，你所思念的人是谁。如果是你的恋人或妻子，我将非常的感动，哪怕是你的姬妾，我也会为你哀叹，可这个女人是谁呢？她是一个妓女，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你还“执手相对泪眼”，还“竟无语凝噎”。我呸，什么东西，你的妻儿老小不去思念，去恋什么妓女，这算什么玩意，整个就是一个穿梭于花街柳巷的纨绔子弟，这算怎么回事。我们再来看一看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恋，朋友们，你们读了以后，感觉如何呢。“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他对亡妻的思念，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可敬、可叹、也可悲呀。所以说，同样是一段动人的感情故事，由于意义上的不同，就分出了人格上的高低，也判定了这首词的高下。我们再来说一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所有的中国人没有哪一个敢说它半点的不是，这本书确实是好，好就好在开场就写了高俅发迹，林冲落草的这段故事，使人们认识到上层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象林冲这样一个忍受耻辱，一心想维护家庭团圆的英雄，最后不得不落草为寇，以致后来这许许多多的英雄聚身绿林，人们就不会去责怪他们做哪些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勾当，就会认为这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的黑暗与腐败造成的，没有人愿意自甘堕落，那是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下的产物。但是，作为起义队伍中的智囊人物——吴用，对这个人的刻画却是一个大大的败笔，吴用原本是一个教书先生，你不好好地教你的书，却想着怎么去抢劫别人的寿礼，你所学的诗、书、礼、仪是用来做强盗的吗？可没有人逼你做土匪、做强盗。退一步说，你自己自甘堕落也就罢了，可你不该去拉不想做强盗的人来做强盗。再退一万步说，你 把人家拉来做强盗也就罢了，可你不该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青洲城外几百户老百姓与你有什么怨仇，你要将他们烧光杀尽，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与你有什么怨仇，你要将他撕成两半，你这是替天行道吗？众家兄弟没了，你又能做些什么，不就是找根绳子去上吊吗？如果你真有能耐，为什么不去搜集四大奸贼贪脏枉法，卖官鬻爵的罪证，将他们送上断头台。他没有，他选择了一条最没出息的方式——找根绳子去上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他也是一个智囊人物，从隆中到五丈原，他的一生，是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一生，他将一个如漏网之鱼的刘备辅作成了个蜀国之主，建立了诺大的基业，并在刘、关、张相继去世之后，曾六出祁山，最后在五丈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仍感知遇之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强支病体，命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虽然他的讨贼计划没有成功，可他的那种忠义之气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虽然鲁迅先生评点说“太神则似妖”，可我认为这正是文学的魄力。文学并不是历史，他是表达作者立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个见证。他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一个产物。诸葛亮与吴用，就好象是卡耐基的《成功之道》与李宗吾的《厚黑学》，一个是君子之道，一个是小人之道罢了。
再说以气为辅，我也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见太子朱允文，他出一首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命朱允文对下联。朱允文思索了一会，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朱元璋听了就有些不高兴，这时朱棣也在旁边，见朱元璋不高兴，就奏请朱元璋，能否让他对一个下联，朱元璋见都是自家人，同意了。那朱棣对的是什么呢？是：“日照龙鳞万点金”。朋友们，这两付下联的平仄和韵律都不错，可你认为哪一个好呢？这就是气势上的不同。毛爷爷当年填过一首词，就是《沁园春·雪》，他的立意很鲜明，他的气势呢：“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象这种气势，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这不仅仅只是一首好词，也是不可多见的艺术佳品。当然，象这样立意高洁，气势磅礴，词藻华丽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还是有的，如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吾花开放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披黄金甲”。等等等等，象这样优秀的作品，我就不一一列举。
再就是以词采章句为兵卫。杜甫曾说：“语不惊人誓不休。”可见词句的洗炼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今天提倡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但白话文也是有艺术讲究的。我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是《果树园》，摘录于丁玲女士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开首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当大地刚从黎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唧唧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荡着清朗的笑声……”。这个时间问题，如果是用仿古文体，就是寅末时分，如果用现代白话文，就是拂晓之时，如果是小学生写作文，就是天刚蒙蒙亮。可我们的丁玲女士用了十八个字，你有没有觉得她的啰嗦呢？没有，她把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拟人化了，写活了，充满了生气与希望，这就是艺术。
基于以上的这些观点，所以我认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立意要高洁，这是重中之重，如果立意不好，文章做得再好也是白搭，只要立意好，哪怕你是用最通俗、最口语化的形势写出来，也一样会叫人叹为观止。大家都知道，我们湖北有一个叫陈应松的人，他写过一篇小说《太平狗》，我读后，心情很是沉重，半天都吐不过气来，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由于环境的原因，我读的书确实少得可怜，但在我所读的有限的几本书中，我觉得他是非常的优秀，他写的哪是什么狗啊，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他深深地附在你的骨子里，你的血液里面，你赶不走，甩不掉，也斩不断，他就附在你灵魂的 深处，在与外面的文化碰撞中，虽然伤痕累累，哪怕你的肉体消失了，可灵魂依然活着，他更加坚强地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他是用一种通俗的、口语化的形式来写的，他成功了，不知道赚了多少人的眼泪。
再有呢，就是写作的方式。有的人用俯视的角度，有的人用仰视的角度，但更多的人是用平视的角度，因为这样可以很容易地使自己融入到作品中去，让作品充满灵气。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家都看过，无不为他的博学所折服，他确实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一个美男子，就连天马行空的杨义先生也不得不对他称颂有加。但是，我觉得钱钟书先生在写作的方式上是采用俯视方式的，我隐隐地觉得他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子，就象是一个洞察一切的哲人在看着尘世中东奔西忙的蚂蚁一样，或者说象一个博弈的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故事就象是一颗颗棋子，在他的手里随心摆弄，虽然他是用一种幽默，讽刺的笔调来写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形态，但他也用了一些鄙视的，并不可笑的词句——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这位是个萧伯纳式的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的份量又得打个折扣——让作者与读者产生的距离。因为你厌恶的只是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那么我们再来读鲁迅先生的文章，《阿Q正传》，《一件小事》等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没有，作者、读者与文章中的人物都融在了一起，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说了这么多，真是让方家见笑，我忽然发觉自己就象一则寓言——《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不知天高地厚的满嘴胡言，也不知所说的对与不对，希望各位师友见了，能够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让我对中国文学有一个更加清新的认识，在下流浪在外，身边没有电脑，欢迎各位多多指教。
鄂人·黎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