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自周子开山至朱熹而大成，特别是后期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理论的困境，ar待突破其对心、理的繁琐无实的讨论。

　　其实在理学占思想界主流的时期，就存在着一股反理学思潮的潜流，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对程朱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而导致相蒙相欺尽废天下之实进行了批判，明代的王廷相用“实学”批判了程朱理学“徒事讲说”和陆王学派的“徒务虚寂”，实际也就是指出宋明理学完全脱离了实际、空泛无用，而其中李蛰尤为突出，他不仅对儒家经典的权威性表示怀疑，而且指出“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

　　这无异于整个地反对儒家的德性主义原则，动摇了理学的根基。但是，这股反理学潜流始终只是处于一个支流的地位，直至晚明清初，这种“反理学”倾向才豁显出来。

　　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晚明思想的新趋向表现在两点：第一，是重视经验知识，以后发展为典籍与文献的考证；第二，是经世思想，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要点，一是民本思想的空前发显，连带着对商业的观念也有重大的改变；一是对专制的批评和攻击。前一点是对理学空谈“心性”弊端的修正，是由思想的内在理路转出，而后一点则是受外缘的影响，即明亡的刺激。而直承晚明的清初思想，在思想趋向上则表现为：C1）气一元论（2）道器非二与离器无道人欲即天理（4）气质是善CS）重视知识（6）重视功利与实用重视民生（g）重商（9）反君主专制（10}革命[[4]。从以上十点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诸多方面已涵于其中，因此，完全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是在批判地接受传统与西方中完成近代哲学的转型的，只是因为这种衔接过于仓促和粗糙，而表现出许多缺陷。

　　从韦政通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出明末清初学术风气变迁的一个大体的趋向，而这一变迁的过程则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