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因为喜欢小人书，我的理想是摆书摊；上了初中，因为李连杰的《少林寺》，我立志将来当和尚；进入高中，因为痴迷《红楼梦》，我决心日后隐居乡间，箪食瓢饮，弥留之际给后人留下一部超越《红楼梦》的惊世之作。
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的未来会与三尺讲台联系在一起。
我的形象实在愧对“为人师表”四个字：黑脸，矮个，粗手，笨脚，天庭不圆，地阁不方，眼睛不大，嘴巴不小，一副尊容我见犹怜，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不够斯文，走起路来轰轰烈烈；我不够优雅，说起话来电闪雷鸣；我不够和蔼，训起人来怒目金刚；我不戴眼镜，一看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主儿。陪老婆去菜场，常有人凑到我跟前，问我这山芋怎么卖，这韭菜多少钱，老婆哈哈大笑。我来自乡野，农民的坯子，农民的样子，农民的性子。可我偏偏成了一名老师，而且是一名语文老师。履历表的职业栏里写着“语文教师”，那四个明晃晃的字，嬉皮笑脸地在我眼前，哗哗的笑声如晴天的雨淋了我一身。
可我真没有想过要做老师。自小，老师在我眼中是天，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我仰望他们，我感觉自己卑微到了泥土里。我所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只有几堵土墙围成的村小，老师们大多是民办或代课的，但他们的神气和威风一点不比玉皇大帝差；手执教鞭或三角板，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翻云覆雨。我却像一只蜗牛，蜷缩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战战兢兢。“恐惧”两个字像两只虱子在我身体上到处爬行。我怕冷不丁地被拎到讲台前示众。越怕越倒霉，常常在同学们幸灾乐祸的哄笑里中彩。“中彩”自然会“挂花”。于是我看着我可怜的小手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不敢怒更不敢言，只恨自己不是这块料，正如外婆说的我不是“吃字”的娃儿。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考了7分，数学考了4分，长得像大猩猩的班主任拍着桌子冲我吼：“一门7分一门4分，你分明是要‘气死’我！”气死“大猩猩”的后果很严重。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十几个跟我一样的牛鬼蛇神手捧白色成绩单跟在一群端着红奖状的“祖国花朵”后面，浩浩荡荡地从校门口出发了，校长敲锣，老师打鼓，巷子里人头攒动，像一锅煮熟的粥翻腾着欢乐的气泡。“大猩猩”以为我会满脸羞红，然后头撞南墙，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往心里去，反倒觉得校长这人挺有趣，应该提拔他老人家当村长。真正让我脸上挂不住的是随后的一次期中考试，那次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前十，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校长一激动，就让我站到领奖台上，他老人家哪里知晓，我的前十是用一包冰糖和十块桃酥换来的，而我在抄答案的时候一不小心过了界。台下的嬉笑像潮水一样淹没过的头顶，我的脸比奖状还红。
我的转变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用老校长的话说，“从此我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拼命地吮吸，勤奋的程度不亚于头悬梁的孙敬，锥刺股的苏秦。村里人都说我的脑瓜开了窍。一年之后，我成为全班第一；五年级升学考试，我的成绩位列全镇第一。在村里人的眼中，我是奇迹的创造者，我的脚仿佛可以从地球的南极一步跨到北极；他们一致认定，是我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就这样，我披着一身金灿灿的阳光从乡镇初中，又一路考进了市里的第一中学。可高中三年，我又一次陷入人生的困局，我的命运又一次打了结。我迷上了课外书，母亲每月给我的十元零花钱全都贡献给了书店。课外看，课内也看。语文课几乎不听，语文成绩从没有让语文老师满意过。语文老师是个爱咆哮的小老头，笑起来像一朵怒放的山菊花，凶起来恨不能一口把你吞了，再嚼个稀巴烂。我们都叫他“希特勒”，每次他上课，我们都喊：“老希好”。“希特勒”看到我捧着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就开始不停地咂嘴巴，于是我全身的肉开始颤抖。他先问了我两个超级生冷的文言词，我答不上来，他便理直气壮地一把将约翰·克里斯朵夫扔到楼底下。扔书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我，一个月后，“希特勒”最钟爱的一套《增评补图石头记》便出现在我的桌肚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撬开他书柜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小慧。
课外书把我引向一个由知性与诗性编织起来的奇幻世界，我开始不屑于身边庸碌和寻常的人生，比如眼前为高考一头扎在试卷堆的同学，比如兄弟姐妹成家过日子生娃娃的程式化生活。十七岁的我向往的是一种诗意的，高蹈的，超拔的人生，譬如像嵇康一样在竹林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或者像曹雪芹一样蛰居西山，黄叶著书。高三上学期，一个雾气氤氲的秋日，我背着一包书回到家乡，我跟母亲说，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想回家著书立说，我想超越自己拯救人类。母亲扶着门框，身子慢慢往下探。她晕厥了，因为她的儿子脑瓜出了问题。爸爸从镇上赶回来了，不知道儿子中了什么邪；教过我的小学老师赶过来了，学生离了他们的教导非出问题不可；昔日的同学赶过来了，因为他们眼中惯于制造奇迹的人再一次制造了奇迹。
    那会我差点被唾沫星子淹没了，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在被押解回校的路上，我感叹：不是我不想超凡脱俗，而是因为地心引力太强大；你们不要我做哲学家和文豪，那我就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拿到高考分数的那天，我仰天大笑：我口口声声要革高考的命，结果却在高考中又一次制造了奇迹。家人信心满满地帮我设计一个个灿烂的未来，令我报了当年热得发烫的财经和政法专业。然而，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整个人凝固成一座雕像：我被调剂进了师范学院。“前世杀猪，今生教书。”我的未来就是三尺讲台，就是“大猩猩”和“希特勒”，就是堆得山高的作业和满身的粉笔灰。父母却淡然一笑：只要儿子不当哲学家和文豪，做什么都成。
我心一横，祭了祖坟，进了师范，念了中文。
我爱文字，但我不爱教文字。四年的大学时光，一半交给书本，一半付与音乐。一把木吉他，一袋花生米，一个大茶缸，成为我大学岁月中最经典的造型。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天天的流转，刻画了多少美丽的诗句终究是一阵烟。枝子花开的六月，我被命运打发到苏北农村老家，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去学校报到的那个下午，细雨纷飞；雨里没有歌声，有风声，有雨声，有丛林的呜咽声。从此我明白，我必须贴着地面行走了。
当老师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自己染上了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为一个错别字跟人吹胡子瞪眼睛，看到不长进的孩子比他爹妈还着急，刚拍完桌子，又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过，我也发现，只有当我站在课堂上，我才能成为自己；我可以舌灿莲花，可以激浊扬清，可以与各路神明共舞……虽然，我区区几百元的工资常常被扣得七零八落。
成为一名老师仿佛是个宿命。上天不让我成为作家，哲人或歌手，偏要我做一名老师；作家、哲人和歌手做不了老师，而老师却可以兼做作家、哲人和歌手。忽然觉得，这个职业其实离诗意最近，诗意不必在遥远的撒哈拉，不必在嵇康的竹林和曹雪芹的西山。这不正是我曾经的理想么？
于是我释然了。
我举头仰望，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天边露出微微的玫瑰红。

儿时，因为喜欢小人书，我的理想是摆书摊；上了初中，因为李连杰的《少林寺》，我立志将来当和尚；进入高中，因为痴迷《红楼梦》，我决心日后隐居乡间，箪食瓢饮，弥留之际给后人留下一部超越《红楼梦》的惊世之作。
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的未来会与三尺讲台联系在一起。
我的形象实在愧对“为人师表”四个字：黑脸，矮个，粗手，笨脚，天庭不圆，地阁不方，眼睛不大，嘴巴不小，一副尊容我见犹怜，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不够斯文，走起路来轰轰烈烈；我不够优雅，说起话来电闪雷鸣；我不够和蔼，训起人来怒目金刚；我不戴眼镜，一看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主儿。陪老婆去菜场，常有人凑到我跟前，问我这山芋怎么卖，这韭菜多少钱，老婆哈哈大笑。我来自乡野，农民的坯子，农民的样子，农民的性子。可我偏偏成了一名老师，而且是一名语文老师。履历表的职业栏里写着“语文教师”，那四个明晃晃的字，嬉皮笑脸地在我眼前，哗哗的笑声如晴天的雨淋了我一身。
可我真没有想过要做老师。自小，老师在我眼中是天，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我仰望他们，我感觉自己卑微到了泥土里。我所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只有几堵土墙围成的村小，老师们大多是民办或代课的，但他们的神气和威风一点不比玉皇大帝差；手执教鞭或三角板，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翻云覆雨。我却像一只蜗牛，蜷缩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战战兢兢。“恐惧”两个字像两只虱子在我身体上到处爬行。我怕冷不丁地被拎到讲台前示众。越怕越倒霉，常常在同学们幸灾乐祸的哄笑里中彩。“中彩”自然会“挂花”。于是我看着我可怜的小手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不敢怒更不敢言，只恨自己不是这块料，正如外婆说的我不是“吃字”的娃儿。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考了7分，数学考了4分，长得像大猩猩的班主任拍着桌子冲我吼：“一门7分一门4分，你分明是要‘气死’我！”气死“大猩猩”的后果很严重。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十几个跟我一样的牛鬼蛇神手捧白色成绩单跟在一群端着红奖状的“祖国花朵”后面，浩浩荡荡地从校门口出发了，校长敲锣，老师打鼓，巷子里人头攒动，像一锅煮熟的粥翻腾着欢乐的气泡。“大猩猩”以为我会满脸羞红，然后头撞南墙，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往心里去，反倒觉得校长这人挺有趣，应该提拔他老人家当村长。真正让我脸上挂不住的是随后的一次期中考试，那次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前十，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校长一激动，就让我站到领奖台上，他老人家哪里知晓，我的前十是用一包冰糖和十块桃酥换来的，而我在抄答案的时候一不小心过了界。台下的嬉笑像潮水一样淹没过的头顶，我的脸比奖状还红。
我的转变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用老校长的话说，“从此我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拼命地吮吸，勤奋的程度不亚于头悬梁的孙敬，锥刺股的苏秦。村里人都说我的脑瓜开了窍。一年之后，我成为全班第一；五年级升学考试，我的成绩位列全镇第一。在村里人的眼中，我是奇迹的创造者，我的脚仿佛可以从地球的南极一步跨到北极；他们一致认定，是我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就这样，我披着一身金灿灿的阳光从乡镇初中，又一路考进了市里的第一中学。可高中三年，我又一次陷入人生的困局，我的命运又一次打了结。我迷上了课外书，母亲每月给我的十元零花钱全都贡献给了书店。课外看，课内也看。语文课几乎不听，语文成绩从没有让语文老师满意过。语文老师是个爱咆哮的小老头，笑起来像一朵怒放的山菊花，凶起来恨不能一口把你吞了，再嚼个稀巴烂。我们都叫他“希特勒”，每次他上课，我们都喊：“老希好”。“希特勒”看到我捧着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就开始不停地咂嘴巴，于是我全身的肉开始颤抖。他先问了我两个超级生冷的文言词，我答不上来，他便理直气壮地一把将约翰·克里斯朵夫扔到楼底下。扔书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我，一个月后，“希特勒”最钟爱的一套《增评补图石头记》便出现在我的桌肚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撬开他书柜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小慧。
课外书把我引向一个由知性与诗性编织起来的奇幻世界，我开始不屑于身边庸碌和寻常的人生，比如眼前为高考一头扎在试卷堆的同学，比如兄弟姐妹成家过日子生娃娃的程式化生活。十七岁的我向往的是一种诗意的，高蹈的，超拔的人生，譬如像嵇康一样在竹林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或者像曹雪芹一样蛰居西山，黄叶著书。高三上学期，一个雾气氤氲的秋日，我背着一包书回到家乡，我跟母亲说，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想回家著书立说，我想超越自己拯救人类。母亲扶着门框，身子慢慢往下探。她晕厥了，因为她的儿子脑瓜出了问题。爸爸从镇上赶回来了，不知道儿子中了什么邪；教过我的小学老师赶过来了，学生离了他们的教导非出问题不可；昔日的同学赶过来了，因为他们眼中惯于制造奇迹的人再一次制造了奇迹。
那会我差点被唾沫星子淹没了，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在被押解回校的路上，我感叹：不是我不想超凡脱俗，而是因为地心引力太强大；你们不要我做哲学家和文豪，那我就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拿到高考分数的那天，我仰天大笑：我口口声声要革高考的命，结果却在高考中又一次制造了奇迹。家人信心满满地帮我设计一个个灿烂的未来，令我报了当年热得发烫的财经和政法专业。然而，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整个人凝固成一座雕像：我被调剂进了师范学院。“前世杀猪，今生教书。”我的未来就是三尺讲台，就是“大猩猩”和“希特勒”，就是堆得山高的作业和满身的粉笔灰。父母却淡然一笑：只要儿子不当哲学家和文豪，做什么都成。
我心一横，祭了祖坟，进了师范，念了中文。
我爱文字，但我不爱教文字。四年的大学时光，一半交给书本，一半付与音乐。一把木吉他，一袋花生米，一个大茶缸，成为我大学岁月中最经典的造型。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天天的流转，刻画了多少美丽的诗句终究是一阵烟。枝子花开的六月，我被命运打发到苏北农村老家，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去学校报到的那个下午，细雨纷飞；雨里没有歌声，有风声，有雨声，有丛林的呜咽声。从此我明白，我必须贴着地面行走了。
当老师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自己染上了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为一个错别字跟人吹胡子瞪眼睛，看到不长进的孩子比他爹妈还着急，刚拍完桌子，又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过，我也发现，只有当我站在课堂上，我才能成为自己；我可以舌灿莲花，可以激浊扬清，可以与各路神明共舞……虽然，我区区几百元的工资常常被扣得七零八落。
成为一名老师仿佛是个宿命。上天不让我成为作家，哲人或歌手，偏要我做一名老师；作家、哲人和歌手做不了老师，而老师却可以兼做作家、哲人和歌手。忽然觉得，这个职业其实离诗意最近，诗意不必在遥远的撒哈拉，不必在嵇康的竹林和曹雪芹的西山。这不正是我曾经的理想么？
于是我释然了。
我举头仰望，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天边露出微微的玫瑰红。

儿时，因为喜欢小人书，我的理想是摆书摊；上了初中，因为李连杰的《少林寺》，我立志将来当和尚；进入高中，因为痴迷《红楼梦》，我决心日后隐居乡间，箪食瓢饮，弥留之际给后人留下一部超越《红楼梦》的惊世之作。
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的未来会与三尺讲台联系在一起。
我的形象实在愧对“为人师表”四个字：黑脸，矮个，粗手，笨脚，天庭不圆，地阁不方，眼睛不大，嘴巴不小，一副尊容我见犹怜，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不够斯文，走起路来轰轰烈烈；我不够优雅，说起话来电闪雷鸣；我不够和蔼，训起人来怒目金刚；我不戴眼镜，一看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主儿。陪老婆去菜场，常有人凑到我跟前，问我这山芋怎么卖，这韭菜多少钱，老婆哈哈大笑。我来自乡野，农民的坯子，农民的样子，农民的性子。可我偏偏成了一名老师，而且是一名语文老师。履历表的职业栏里写着“语文教师”，那四个明晃晃的字，嬉皮笑脸地在我眼前，哗哗的笑声如晴天的雨淋了我一身。
可我真没有想过要做老师。自小，老师在我眼中是天，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我仰望他们，我感觉自己卑微到了泥土里。我所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只有几堵土墙围成的村小，老师们大多是民办或代课的，但他们的神气和威风一点不比玉皇大帝差；手执教鞭或三角板，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翻云覆雨。我却像一只蜗牛，蜷缩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战战兢兢。“恐惧”两个字像两只虱子在我身体上到处爬行。我怕冷不丁地被拎到讲台前示众。越怕越倒霉，常常在同学们幸灾乐祸的哄笑里中彩。“中彩”自然会“挂花”。于是我看着我可怜的小手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不敢怒更不敢言，只恨自己不是这块料，正如外婆说的我不是“吃字”的娃儿。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考了7分，数学考了4分，长得像大猩猩的班主任拍着桌子冲我吼：“一门7分一门4分，你分明是要‘气死’我！”气死“大猩猩”的后果很严重。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十几个跟我一样的牛鬼蛇神手捧白色成绩单跟在一群端着红奖状的“祖国花朵”后面，浩浩荡荡地从校门口出发了，校长敲锣，老师打鼓，巷子里人头攒动，像一锅煮熟的粥翻腾着欢乐的气泡。“大猩猩”以为我会满脸羞红，然后头撞南墙，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往心里去，反倒觉得校长这人挺有趣，应该提拔他老人家当村长。真正让我脸上挂不住的是随后的一次期中考试，那次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前十，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校长一激动，就让我站到领奖台上，他老人家哪里知晓，我的前十是用一包冰糖和十块桃酥换来的，而我在抄答案的时候一不小心过了界。台下的嬉笑像潮水一样淹没过的头顶，我的脸比奖状还红。
我的转变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用老校长的话说，“从此我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拼命地吮吸，勤奋的程度不亚于头悬梁的孙敬，锥刺股的苏秦。村里人都说我的脑瓜开了窍。一年之后，我成为全班第一；五年级升学考试，我的成绩位列全镇第一。在村里人的眼中，我是奇迹的创造者，我的脚仿佛可以从地球的南极一步跨到北极；他们一致认定，是我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就这样，我披着一身金灿灿的阳光从乡镇初中，又一路考进了市里的第一中学。可高中三年，我又一次陷入人生的困局，我的命运又一次打了结。我迷上了课外书，母亲每月给我的十元零花钱全都贡献给了书店。课外看，课内也看。语文课几乎不听，语文成绩从没有让语文老师满意过。语文老师是个爱咆哮的小老头，笑起来像一朵怒放的山菊花，凶起来恨不能一口把你吞了，再嚼个稀巴烂。我们都叫他“希特勒”，每次他上课，我们都喊：“老希好”。“希特勒”看到我捧着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就开始不停地咂嘴巴，于是我全身的肉开始颤抖。他先问了我两个超级生冷的文言词，我答不上来，他便理直气壮地一把将约翰·克里斯朵夫扔到楼底下。扔书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我，一个月后，“希特勒”最钟爱的一套《增评补图石头记》便出现在我的桌肚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撬开他书柜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小慧。
课外书把我引向一个由知性与诗性编织起来的奇幻世界，我开始不屑于身边庸碌和寻常的人生，比如眼前为高考一头扎在试卷堆的同学，比如兄弟姐妹成家过日子生娃娃的程式化生活。十七岁的我向往的是一种诗意的，高蹈的，超拔的人生，譬如像嵇康一样在竹林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或者像曹雪芹一样蛰居西山，黄叶著书。高三上学期，一个雾气氤氲的秋日，我背着一包书回到家乡，我跟母亲说，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想回家著书立说，我想超越自己拯救人类。母亲扶着门框，身子慢慢往下探。她晕厥了，因为她的儿子脑瓜出了问题。爸爸从镇上赶回来了，不知道儿子中了什么邪；教过我的小学老师赶过来了，学生离了他们的教导非出问题不可；昔日的同学赶过来了，因为他们眼中惯于制造奇迹的人再一次制造了奇迹。
那会我差点被唾沫星子淹没了，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在被押解回校的路上，我感叹：不是我不想超凡脱俗，而是因为地心引力太强大；你们不要我做哲学家和文豪，那我就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拿到高考分数的那天，我仰天大笑：我口口声声要革高考的命，结果却在高考中又一次制造了奇迹。家人信心满满地帮我设计一个个灿烂的未来，令我报了当年热得发烫的财经和政法专业。然而，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整个人凝固成一座雕像：我被调剂进了师范学院。“前世杀猪，今生教书。”我的未来就是三尺讲台，就是“大猩猩”和“希特勒”，就是堆得山高的作业和满身的粉笔灰。父母却淡然一笑：只要儿子不当哲学家和文豪，做什么都成。
我心一横，祭了祖坟，进了师范，念了中文。
我爱文字，但我不爱教文字。四年的大学时光，一半交给书本，一半付与音乐。一把木吉他，一袋花生米，一个大茶缸，成为我大学岁月中最经典的造型。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天天的流转，刻画了多少美丽的诗句终究是一阵烟。枝子花开的六月，我被命运打发到苏北农村老家，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去学校报到的那个下午，细雨纷飞；雨里没有歌声，有风声，有雨声，有丛林的呜咽声。从此我明白，我必须贴着地面行走了。
当老师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自己染上了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为一个错别字跟人吹胡子瞪眼睛，看到不长进的孩子比他爹妈还着急，刚拍完桌子，又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过，我也发现，只有当我站在课堂上，我才能成为自己；我可以舌灿莲花，可以激浊扬清，可以与各路神明共舞……虽然，我区区几百元的工资常常被扣得七零八落。
成为一名老师仿佛是个宿命。上天不让我成为作家，哲人或歌手，偏要我做一名老师；作家、哲人和歌手做不了老师，而老师却可以兼做作家、哲人和歌手。忽然觉得，这个职业其实离诗意最近，诗意不必在遥远的撒哈拉，不必在嵇康的竹林和曹雪芹的西山。这不正是我曾经的理想么？
于是我释然了。
我举头仰望，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天边露出微微的玫瑰红。

儿时，因为喜欢小人书，我的理想是摆书摊；上了初中，因为李连杰的《少林寺》，我立志将来当和尚；进入高中，因为痴迷《红楼梦》，我决心日后隐居乡间，箪食瓢饮，弥留之际给后人留下一部超越《红楼梦》的惊世之作。

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的未来会与三尺讲台联系在一起。

我的形象实在愧对“为人师表”四个字：黑脸，矮个，粗手，笨脚，天庭不圆，地阁不方，眼睛不大，嘴巴不小，一副尊容我见犹怜，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不够斯文，走起路来轰轰烈烈；我不够优雅，说起话来电闪雷鸣；我不够和蔼，训起人来怒目金刚；我不戴眼镜，一看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主儿。陪老婆去菜场，常有人凑到我跟前，问我这山芋怎么卖，这韭菜多少钱，老婆哈哈大笑。我来自乡野，农民的坯子，农民的样子，农民的性子。可我偏偏成了一名老师，而且是一名语文老师。履历表的职业栏里写着“语文教师”，那四个明晃晃的字，嬉皮笑脸地在我眼前，哗哗的笑声如晴天的雨淋了我一身。

可我真没有想过要做老师。自小，老师在我眼中是天，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我仰望他们，我感觉自己卑微到了泥土里。我所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只有几堵土墙围成的村小，老师们大多是民办或代课的，但他们的神气和威风一点不比玉皇大帝差；手执教鞭或三角板，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翻云覆雨。我却像一只蜗牛，蜷缩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战战兢兢。“恐惧”两个字像两只虱子在我身体上到处爬行。我怕冷不丁地被拎到讲台前示众。越怕越倒霉，常常在同学们幸灾乐祸的哄笑里中彩。“中彩”自然会“挂花”。于是我看着我可怜的小手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不敢怒更不敢言，只恨自己不是这块料，正如外婆说的我不是“吃字”的娃儿。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考了7分，数学考了4分，长得像大猩猩的班主任拍着桌子冲我吼：“一门7分一门4分，你分明是要‘气死’我！”气死“大猩猩”的后果很严重。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十几个跟我一样的牛鬼蛇神手捧白色成绩单跟在一群端着红奖状的“祖国花朵”后面，浩浩荡荡地从校门口出发了，校长敲锣，老师打鼓，巷子里人头攒动，像一锅煮熟的粥翻腾着欢乐的气泡。“大猩猩”以为我会满脸羞红，然后头撞南墙，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往心里去，反倒觉得校长这人挺有趣，应该提拔他老人家当村长。真正让我脸上挂不住的是随后的一次期中考试，那次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前十，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校长一激动，就让我站到领奖台上，他老人家哪里知晓，我的前十是用一包冰糖和十块桃酥换来的，而我在抄答案的时候一不小心过了界。台下的嬉笑像潮水一样淹没过的头顶，我的脸比奖状还红。

我的转变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用老校长的话说，“从此我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拼命地吮吸，勤奋的程度不亚于头悬梁的孙敬，锥刺股的苏秦。村里人都说我的脑瓜开了窍。一年之后，我成为全班第一；五年级升学考试，我的成绩位列全镇第一。在村里人的眼中，我是奇迹的创造者，我的脚仿佛可以从地球的南极一步跨到北极；他们一致认定，是我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就这样，我披着一身金灿灿的阳光从乡镇初中，又一路考进了市里的第一中学。可高中三年，我又一次陷入人生的困局，我的命运又一次打了结。我迷上了课外书，母亲每月给我的十元零花钱全都贡献给了书店。课外看，课内也看。语文课几乎不听，语文成绩从没有让语文老师满意过。语文老师是个爱咆哮的小老头，笑起来像一朵怒放的山菊花，凶起来恨不能一口把你吞了，再嚼个稀巴烂。我们都叫他“希特勒”，每次他上课，我们都喊：“老希好”。“希特勒”看到我捧着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就开始不停地咂嘴巴，于是我全身的肉开始颤抖。他先问了我两个超级生冷的文言词，我答不上来，他便理直气壮地一把将约翰·克里斯朵夫扔到楼底下。扔书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我，一个月后，“希特勒”最钟爱的一套《增评补图石头记》便出现在我的桌肚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撬开他书柜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小慧。

课外书把我引向一个由知性与诗性编织起来的奇幻世界，我开始不屑于身边庸碌和寻常的人生，比如眼前为高考一头扎在试卷堆的同学，比如兄弟姐妹成家过日子生娃娃的程式化生活。十七岁的我向往的是一种诗意的，高蹈的，超拔的人生，譬如像嵇康一样在竹林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或者像曹雪芹一样蛰居西山，黄叶著书。高三上学期，一个雾气氤氲的秋日，我背着一包书回到家乡，我跟母亲说，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想回家著书立说，我想超越自己拯救人类。母亲扶着门框，身子慢慢往下探。她晕厥了，因为她的儿子脑瓜出了问题。爸爸从镇上赶回来了，不知道儿子中了什么邪；教过我的小学老师赶过来了，学生离了他们的教导非出问题不可；昔日的同学赶过来了，因为他们眼中惯于制造奇迹的人再一次制造了奇迹。

    那会我差点被唾沫星子淹没了，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在被押解回校的路上，我感叹：不是我不想超凡脱俗，而是因为地心引力太强大；你们不要我做哲学家和文豪，那我就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拿到高考分数的那天，我仰天大笑：我口口声声要革高考的命，结果却在高考中又一次制造了奇迹。家人信心满满地帮我设计一个个灿烂的未来，令我报了当年热得发烫的财经和政法专业。然而，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整个人凝固成一座雕像：我被调剂进了师范学院。“前世杀猪，今生教书。”我的未来就是三尺讲台，就是“大猩猩”和“希特勒”，就是堆得山高的作业和满身的粉笔灰。父母却淡然一笑：只要儿子不当哲学家和文豪，做什么都成。

我心一横，祭了祖坟，进了师范，念了中文。

我爱文字，但我不爱教文字。四年的大学时光，一半交给书本，一半付与音乐。一把木吉他，一袋花生米，一个大茶缸，成为我大学岁月中最经典的造型。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天天的流转，刻画了多少美丽的诗句终究是一阵烟。枝子花开的六月，我被命运打发到苏北农村老家，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去学校报到的那个下午，细雨纷飞；雨里没有歌声，有风声，有雨声，有丛林的呜咽声。从此我明白，我必须贴着地面行走了。

当老师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自己染上了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为一个错别字跟人吹胡子瞪眼睛，看到不长进的孩子比他爹妈还着急，刚拍完桌子，又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过，我也发现，只有当我站在课堂上，我才能成为自己；我可以舌灿莲花，可以激浊扬清，可以与各路神明共舞……虽然，我区区几百元的工资常常被扣得七零八落。

成为一名老师仿佛是个宿命。上天不让我成为作家，哲人或歌手，偏要我做一名老师；作家、哲人和歌手做不了老师，而老师却可以兼做作家、哲人和歌手。忽然觉得，这个职业其实离诗意最近，诗意不必在遥远的撒哈拉，不必在嵇康的竹林和曹雪芹的西山。这不正是我曾经的理想么？

于是我释然了。

我举头仰望，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天边露出微微的玫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