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因为喜欢小人书,我的理想是摆书摊;上了初中,因为李连杰的《少林寺》,我立志将来当和尚;进入高中,因为痴迷《红楼梦》,我决心日后隐居乡间,箪食瓢饮,弥留之际给后人留下一部超越《红楼梦》的惊世之作。
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的未来会与三尺讲台联系在一起。
我的形象实在愧对“为人师表”四个字:黑脸,矮个,粗手,笨脚,天庭不圆,地阁不方,眼睛不大,嘴巴不小,一副尊容我见犹怜,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不够斯文,走起路来轰轰烈烈;我不够优雅,说起话来电闪雷鸣;我不够和蔼,训起人来怒目金刚;我不戴眼镜,一看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主儿。陪老婆去菜场,常有人凑到我跟前,问我这山芋怎么卖,这韭菜多少钱,老婆哈哈大笑。我来自乡野,农民的坯子,农民的样子,农民的性子。可我偏偏成了一名老师,而且是一名语文老师。履历表的职业栏里写着“语文教师”,那四个明晃晃的字,嬉皮笑脸地在我眼前,哗哗的笑声如晴天的雨淋了我一身。
可我真没有想过要做老师。自小,老师在我眼中是天,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我仰望他们,我感觉自己卑微到了泥土里。我所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只有几堵土墙围成的村小,老师们大多是民办或代课的,但他们的神气和威风一点不比玉皇大帝差;手执教鞭或三角板,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翻云覆雨。我却像一只蜗牛,蜷缩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战战兢兢。“恐惧”两个字像两只虱子在我身体上到处爬行。我怕冷不丁地被拎到讲台前示众。越怕越倒霉,常常在同学们幸灾乐祸的哄笑里中彩。“中彩”自然会“挂花”。于是我看着我可怜的小手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不敢怒更不敢言,只恨自己不是这块料,正如外婆说的我不是“吃字”的娃儿。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考了7分,数学考了4分,长得像大猩猩的班主任拍着桌子冲我吼:“一门7分一门4分,你分明是要‘气死’我!”气死“大猩猩”的后果很严重。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十几个跟我一样的牛鬼蛇神手捧白色成绩单跟在一群端着红奖状的“祖国花朵”后面,浩浩荡荡地从校门口出发了,校长敲锣,老师打鼓,巷子里人头攒动,像一锅煮熟的粥翻腾着欢乐的气泡。“大猩猩”以为我会满脸羞红,然后头撞南墙,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往心里去,反倒觉得校长这人挺有趣,应该提拔他老人家当村长。真正让我脸上挂不住的是随后的一次期中考试,那次考试我竟然考了全班前十,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校长一激动,就让我站到领奖台上,他老人家哪里知晓,我的前十是用一包冰糖和十块桃酥换来的,而我在抄答案的时候一不小心过了界。台下的嬉笑像潮水一样淹没过的头顶,我的脸比奖状还红。
我的转变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用老校长的话说,“从此我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拼命地吮吸,勤奋的程度不亚于头悬梁的孙敬,锥刺股的苏秦。村里人都说我的脑瓜开了窍。一年之后,我成为全班第一;五年级升学考试,我的成绩位列全镇第一。在村里人的眼中,我是奇迹的创造者,我的脚仿佛可以从地球的南极一步跨到北极;他们一致认定,是我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就这样,我披着一身金灿灿的阳光从乡镇初中,又一路考进了市里的第一中学。可高中三年,我又一次陷入人生的困局,我的命运又一次打了结。我迷上了课外书,母亲每月给我的十元零花钱全都贡献给了书店。课外看,课内也看。语文课几乎不听,语文成绩从没有让语文老师满意过。语文老师是个爱咆哮的小老头,笑起来像一朵怒放的山菊花,凶起来恨不能一口把你吞了,再嚼个稀巴烂。我们都叫他“希特勒”,每次他上课,我们都喊:“老希好”。“希特勒”看到我捧着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就开始不停地咂嘴巴,于是我全身的肉开始颤抖。他先问了我两个超级生冷的文言词,我答不上来,他便理直气壮地一把将约翰·克里斯朵夫扔到楼底下。扔书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我,一个月后,“希特勒”最钟爱的一套《增评补图石头记》便出现在我的桌肚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撬开他书柜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小慧。
课外书把我引向一个由知性与诗性编织起来的奇幻世界,我开始不屑于身边庸碌和寻常的人生,比如眼前为高考一头扎在试卷堆的同学,比如兄弟姐妹成家过日子生娃娃的程式化生活。十七岁的我向往的是一种诗意的,高蹈的,超拔的人生,譬如像嵇康一样在竹林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或者像曹雪芹一样蛰居西山,黄叶著书。高三上学期,一个雾气氤氲的秋日,我背着一包书回到家乡,我跟母亲说,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想回家著书立说,我想超越自己拯救人类。母亲扶着门框,身子慢慢往下探。她晕厥了,因为她的儿子脑瓜出了问题。爸爸从镇上赶回来了,不知道儿子中了什么邪;教过我的小学老师赶过来了,学生离了他们的教导非出问题不可;昔日的同学赶过来了,因为他们眼中惯于制造奇迹的人再一次制造了奇迹。
那会我差点被唾沫星子淹没了,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在被押解回校的路上,我感叹:不是我不想超凡脱俗,而是因为地心引力太强大;你们不要我做哲学家和文豪,那我就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拿到高考分数的那天,我仰天大笑:我口口声声要革高考的命,结果却在高考中又一次制造了奇迹。家人信心满满地帮我设计一个个灿烂的未来,令我报了当年热得发烫的财经和政法专业。然而,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整个人凝固成一座雕像:我被调剂进了师范学院。“前世杀猪,今生教书。”我的未来就是三尺讲台,就是“大猩猩”和“希特勒”,就是堆得山高的作业和满身的粉笔灰。父母却淡然一笑:只要儿子不当哲学家和文豪,做什么都成。
我心一横,祭了祖坟,进了师范,念了中文。
我爱文字,但我不爱教文字。四年的大学时光,一半交给书本,一半付与音乐。一把木吉他,一袋花生米,一个大茶缸,成为我大学岁月中最经典的造型。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天天的流转,刻画了多少美丽的诗句终究是一阵烟。枝子花开的六月,我被命运打发到苏北农村老家,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去学校报到的那个下午,细雨纷飞;雨里没有歌声,有风声,有雨声,有丛林的呜咽声。从此我明白,我必须贴着地面行走了。
当老师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自己染上了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为一个错别字跟人吹胡子瞪眼睛,看到不长进的孩子比他爹妈还着急,刚拍完桌子,又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过,我也发现,只有当我站在课堂上,我才能成为自己;我可以舌灿莲花,可以激浊扬清,可以与各路神明共舞……虽然,我区区几百元的工资常常被扣得七零八落。
成为一名老师仿佛是个宿命。上天不让我成为作家,哲人或歌手,偏要我做一名老师;作家、哲人和歌手做不了老师,而老师却可以兼做作家、哲人和歌手。忽然觉得,这个职业其实离诗意最近,诗意不必在遥远的撒哈拉,不必在嵇康的竹林和曹雪芹的西山。这不正是我曾经的理想么?
于是我释然了。
我举头仰望,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天边露出微微的玫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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