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虽然我只有十岁，虽然我只是苏北一个无名村庄里的孩童；但我坚定地认为，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其实那时，我的口袋里常常只有几张皱巴巴，脏兮兮的毛票，我连一百元的大钞都没见过；我的父亲只是一名乡镇干部，每月的工资全都奉献给了烟厂和酒厂。母亲是村里不拿工资的妇联主任，成天跟那些“超生游击队”斗智斗勇。家里除了几样黑不溜秋的木家具和一些坛坛罐罐，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我对于财富的概念只限于人家饭桌上的油炸花生米和肥腻的红烧肉。我所谓的财富，与金钱无关。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孩童与小人书的故事。
我迷上小人书跟我喜欢画画儿有关。小人书上不仅有人物画，还有精炼的文字，更奇妙的是，当你翻过一页页图文，一出出人间悲喜剧便在你眼前铿铿锵锵地上演：头插雉尾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小兵张嘎用一只木头手枪下了罗金宝的真家伙，基督山伯爵终于在海岛发掘了一笔惊人的宝藏……我跟爸爸说，你进城，给我捎几本小人书就行。爸爸的行动和言语永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更多的时候，我得自力更生，“三十六计”被我用得炉火纯青。看见别人手中捧着一本小人书，我的两只眼睛总是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怀揣积攒下来的大白兔、高粱饴和桃酥饼，把他拉到一个旮旯里，试探，谄笑，讨价还价。有时，“巧取”不成，只得“豪夺”。某同学不小心弄脏了我的衣裳，我顺势夺过他手中的小人书；某同学在背后编排老师的坏话，我小人兮兮地要去告密，得逞后嘿嘿一笑。当然，也有失算的时候，遇见那些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家伙，我也没辙；只好蔫着一颗脑袋，苦着一张脸，仿佛害了相思病。
就这样，在我十岁那年，我积累了几百本小人书，俨然成了小人书的大户。我可不当守财奴，每逢星期天，我便学着镇上的生意人在院子里摆个摊，人家是五分钱一阅，我这里分文不取。这个时候，我开始朦朦胧胧地领悟到什么叫权力，什么是主宰。我在班上很高调地宣布谁谁谁来我家，谁谁谁你靠边站。那会儿，我的成绩单上红灯高照，我在班上的尊严全靠小人书来支撑。我看着小伙伴们用指头翻一页小人书沾一下嘴唇，他们痴迷，我陶醉；小摊就是我的王国，我自然就是国王；看着他们争做一团，然后等着我这个国王来裁决，我心花怒放。每换一个老师，都要问我们长大后要做什么，我总是毫不含糊地回答：“摆书摊。”老师骂我没出息，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回家问我妈，我妈说：“当队长，当镇长，当县长……”我似乎明白了，凡是带“长”的都算“有出息”，就跟我们班的班长似的；老师总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班长的每一句话，为了免遭无妄之灾，班上很多同学都要“孝敬”那个大嘴班长，除了我。我虽然富有，富有得仿佛拥有全世界，但班长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轻描淡写，我的“全世界”在那家伙眼里不值一钱。终于，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用鸡毛掸子教训了一通，理由是我用小人书诱惑“祖国的花朵”，拉拢“社会主义接班人”。我摸着红肿的屁股回到班上，大嘴班长搂着同桌的肩膀笑得一脸的无邪。
那年夏季，我们最钟情的游戏是扒裤衩，然后博得无数的欢声笑语。一个课间，我对大嘴班长发起突袭，我的动作凌厉如风，立即让他裤裆里的玩意儿大白于天下。班长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暴怒之下，他的两只手也伸向我的裤衩。我的蓝色裤衩也下了，但一个灰色裤衩还在身上。然后，操场上的笑声像鹳鸟一样扑着翅膀四处飞扬，我看见班长哭着奔向老师的办公室……
之后，来我书摊的人越来越多，但我的小人书却越来越少。七手八脚，防不胜防，呈现在我眼前的全是无辜的眼神和良民的模样，他们看着我跳，跟着我骂。后来我才知道，小人书藏在他们的腋窝里，裤腰里，雨靴里；甚至趁我转身之际，一本小人书就飞出我家低矮的院墙。有人告诉我，班长家里的小人书越来越多，《闪闪的红星》在那，《三毛流浪记》在那儿，《林海雪原》在那儿……我恍然大悟。我想冲进他们家，但我不敢，因为我妈说，他爸是队长，是村大队的队长，管着我妈这个妇女主任。那时，我只能歪着脑袋想，有出息的人真他妈不一样。
当我的小人书还剩下不足一百本的时候，我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班上转来一个白白净净的男生，男生书包里揣着一把塑料玩具驳壳枪，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我用五十本小人书换了他的驳壳枪。因为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当八路军的司令，司令当然得配驳壳枪。当晚，我在梦中用我的驳壳枪指着大嘴班长喊叫：“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十岁那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虽然我只有十岁，虽然我只是苏北一个无名村庄里的孩童；但我坚定地认为，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其实那时，我的口袋里常常只有几张皱巴巴，脏兮兮的毛票，我连一百元的大钞都没见过；我的父亲只是一名乡镇干部，每月的工资全都奉献给了烟厂和酒厂。母亲是村里不拿工资的妇联主任，成天跟那些“超生游击队”斗智斗勇。家里除了几样黑不溜秋的木家具和一些坛坛罐罐，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我对于财富的概念只限于人家饭桌上的油炸花生米和肥腻的红烧肉。我所谓的财富，与金钱无关。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孩童与小人书的故事。
我迷上小人书跟我喜欢画画儿有关。小人书上不仅有人物画，还有精炼的文字，更奇妙的是，当你翻过一页页图文，一出出人间悲喜剧便在你眼前铿铿锵锵地上演：头插雉尾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小兵张嘎用一只木头手枪下了罗金宝的真家伙，基督山伯爵终于在海岛发掘了一笔惊人的宝藏……我跟爸爸说，你进城，给我捎几本小人书就行。爸爸的行动和言语永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更多的时候，我得自力更生，“三十六计”被我用得炉火纯青。看见别人手中捧着一本小人书，我的两只眼睛总是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怀揣积攒下来的大白兔、高粱饴和桃酥饼，把他拉到一个旮旯里，试探，谄笑，讨价还价。有时，“巧取”不成，只得“豪夺”。某同学不小心弄脏了我的衣裳，我顺势夺过他手中的小人书；某同学在背后编排老师的坏话，我小人兮兮地要去告密，得逞后嘿嘿一笑。当然，也有失算的时候，遇见那些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家伙，我也没辙；只好蔫着一颗脑袋，苦着一张脸，仿佛害了相思病。
就这样，在我十岁那年，我积累了几百本小人书，俨然成了小人书的大户。我可不当守财奴，每逢星期天，我便学着镇上的生意人在院子里摆个摊，人家是五分钱一阅，我这里分文不取。这个时候，我开始朦朦胧胧地领悟到什么叫权力，什么是主宰。我在班上很高调地宣布谁谁谁来我家，谁谁谁你靠边站。那会儿，我的成绩单上红灯高照，我在班上的尊严全靠小人书来支撑。我看着小伙伴们用指头翻一页小人书沾一下嘴唇，他们痴迷，我陶醉；小摊就是我的王国，我自然就是国王；看着他们争做一团，然后等着我这个国王来裁决，我心花怒放。每换一个老师，都要问我们长大后要做什么，我总是毫不含糊地回答：“摆书摊。”老师骂我没出息，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回家问我妈，我妈说：“当队长，当镇长，当县长……”我似乎明白了，凡是带“长”的都算“有出息”，就跟我们班的班长似的；老师总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班长的每一句话，为了免遭无妄之灾，班上很多同学都要“孝敬”那个大嘴班长，除了我。我虽然富有，富有得仿佛拥有全世界，但班长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轻描淡写，我的“全世界”在那家伙眼里不值一钱。终于，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用鸡毛掸子教训了一通，理由是我用小人书诱惑“祖国的花朵”，拉拢“社会主义接班人”。我摸着红肿的屁股回到班上，大嘴班长搂着同桌的肩膀笑得一脸的无邪。
那年夏季，我们最钟情的游戏是扒裤衩，然后博得无数的欢声笑语。一个课间，我对大嘴班长发起突袭，我的动作凌厉如风，立即让他裤裆里的玩意儿大白于天下。班长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暴怒之下，他的两只手也伸向我的裤衩。我的蓝色裤衩也下了，但一个灰色裤衩还在身上。然后，操场上的笑声像鹳鸟一样扑着翅膀四处飞扬，我看见班长哭着奔向老师的办公室……
之后，来我书摊的人越来越多，但我的小人书却越来越少。七手八脚，防不胜防，呈现在我眼前的全是无辜的眼神和良民的模样，他们看着我跳，跟着我骂。后来我才知道，小人书藏在他们的腋窝里，裤腰里，雨靴里；甚至趁我转身之际，一本小人书就飞出我家低矮的院墙。有人告诉我，班长家里的小人书越来越多，《闪闪的红星》在那，《三毛流浪记》在那儿，《林海雪原》在那儿……我恍然大悟。我想冲进他们家，但我不敢，因为我妈说，他爸是队长，是村大队的队长，管着我妈这个妇女主任。那时，我只能歪着脑袋想，有出息的人真他妈不一样。
当我的小人书还剩下不足一百本的时候，我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班上转来一个白白净净的男生，男生书包里揣着一把塑料玩具驳壳枪，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我用五十本小人书换了他的驳壳枪。因为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当八路军的司令，司令当然得配驳壳枪。当晚，我在梦中用我的驳壳枪指着大嘴班长喊叫：“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十岁那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虽然我只有十岁，虽然我只是苏北一个无名村庄里的孩童；但我坚定地认为，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其实那时，我的口袋里常常只有几张皱巴巴，脏兮兮的毛票，我连一百元的大钞都没见过；我的父亲只是一名乡镇干部，每月的工资全都奉献给了烟厂和酒厂。母亲是村里不拿工资的妇联主任，成天跟那些“超生游击队”斗智斗勇。家里除了几样黑不溜秋的木家具和一些坛坛罐罐，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我对于财富的概念只限于人家饭桌上的油炸花生米和肥腻的红烧肉。我所谓的财富，与金钱无关。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孩童与小人书的故事。
我迷上小人书跟我喜欢画画儿有关。小人书上不仅有人物画，还有精炼的文字，更奇妙的是，当你翻过一页页图文，一出出人间悲喜剧便在你眼前铿铿锵锵地上演：头插雉尾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小兵张嘎用一只木头手枪下了罗金宝的真家伙，基督山伯爵终于在海岛发掘了一笔惊人的宝藏……我跟爸爸说，你进城，给我捎几本小人书就行。爸爸的行动和言语永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更多的时候，我得自力更生，“三十六计”被我用得炉火纯青。看见别人手中捧着一本小人书，我的两只眼睛总是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怀揣积攒下来的大白兔、高粱饴和桃酥饼，把他拉到一个旮旯里，试探，谄笑，讨价还价。有时，“巧取”不成，只得“豪夺”。某同学不小心弄脏了我的衣裳，我顺势夺过他手中的小人书；某同学在背后编排老师的坏话，我小人兮兮地要去告密，得逞后嘿嘿一笑。当然，也有失算的时候，遇见那些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家伙，我也没辙；只好蔫着一颗脑袋，苦着一张脸，仿佛害了相思病。
就这样，在我十岁那年，我积累了几百本小人书，俨然成了小人书的大户。我可不当守财奴，每逢星期天，我便学着镇上的生意人在院子里摆个摊，人家是五分钱一阅，我这里分文不取。这个时候，我开始朦朦胧胧地领悟到什么叫权力，什么是主宰。我在班上很高调地宣布谁谁谁来我家，谁谁谁你靠边站。那会儿，我的成绩单上红灯高照，我在班上的尊严全靠小人书来支撑。我看着小伙伴们用指头翻一页小人书沾一下嘴唇，他们痴迷，我陶醉；小摊就是我的王国，我自然就是国王；看着他们争做一团，然后等着我这个国王来裁决，我心花怒放。每换一个老师，都要问我们长大后要做什么，我总是毫不含糊地回答：“摆书摊。”老师骂我没出息，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回家问我妈，我妈说：“当队长，当镇长，当县长……”我似乎明白了，凡是带“长”的都算“有出息”，就跟我们班的班长似的；老师总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班长的每一句话，为了免遭无妄之灾，班上很多同学都要“孝敬”那个大嘴班长，除了我。我虽然富有，富有得仿佛拥有全世界，但班长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轻描淡写，我的“全世界”在那家伙眼里不值一钱。终于，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用鸡毛掸子教训了一通，理由是我用小人书诱惑“祖国的花朵”，拉拢“社会主义接班人”。我摸着红肿的屁股回到班上，大嘴班长搂着同桌的肩膀笑得一脸的无邪。
那年夏季，我们最钟情的游戏是扒裤衩，然后博得无数的欢声笑语。一个课间，我对大嘴班长发起突袭，我的动作凌厉如风，立即让他裤裆里的玩意儿大白于天下。班长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暴怒之下，他的两只手也伸向我的裤衩。我的蓝色裤衩也下了，但一个灰色裤衩还在身上。然后，操场上的笑声像鹳鸟一样扑着翅膀四处飞扬，我看见班长哭着奔向老师的办公室……
之后，来我书摊的人越来越多，但我的小人书却越来越少。七手八脚，防不胜防，呈现在我眼前的全是无辜的眼神和良民的模样，他们看着我跳，跟着我骂。后来我才知道，小人书藏在他们的腋窝里，裤腰里，雨靴里；甚至趁我转身之际，一本小人书就飞出我家低矮的院墙。有人告诉我，班长家里的小人书越来越多，《闪闪的红星》在那，《三毛流浪记》在那儿，《林海雪原》在那儿……我恍然大悟。我想冲进他们家，但我不敢，因为我妈说，他爸是队长，是村大队的队长，管着我妈这个妇女主任。那时，我只能歪着脑袋想，有出息的人真他妈不一样。
当我的小人书还剩下不足一百本的时候，我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班上转来一个白白净净的男生，男生书包里揣着一把塑料玩具驳壳枪，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我用五十本小人书换了他的驳壳枪。因为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当八路军的司令，司令当然得配驳壳枪。当晚，我在梦中用我的驳壳枪指着大嘴班长喊叫：“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十岁那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虽然我只有十岁，虽然我只是苏北一个无名村庄里的孩童；但我坚定地认为，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其实那时，我的口袋里常常只有几张皱巴巴，脏兮兮的毛票，我连一百元的大钞都没见过；我的父亲只是一名乡镇干部，每月的工资全都奉献给了烟厂和酒厂。母亲是村里不拿工资的妇联主任，成天跟那些“超生游击队”斗智斗勇。家里除了几样黑不溜秋的木家具和一些坛坛罐罐，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我对于财富的概念只限于人家饭桌上的油炸花生米和肥腻的红烧肉。我所谓的财富，与金钱无关。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孩童与小人书的故事。

我迷上小人书跟我喜欢画画儿有关。小人书上不仅有人物画，还有精炼的文字，更奇妙的是，当你翻过一页页图文，一出出人间悲喜剧便在你眼前铿铿锵锵地上演：头插雉尾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小兵张嘎用一只木头手枪下了罗金宝的真家伙，基督山伯爵终于在海岛发掘了一笔惊人的宝藏……我跟爸爸说，你进城，给我捎几本小人书就行。爸爸的行动和言语永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更多的时候，我得自力更生，“三十六计”被我用得炉火纯青。看见别人手中捧着一本小人书，我的两只眼睛总是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怀揣积攒下来的大白兔、高粱饴和桃酥饼，把他拉到一个旮旯里，试探，谄笑，讨价还价。有时，“巧取”不成，只得“豪夺”。某同学不小心弄脏了我的衣裳，我顺势夺过他手中的小人书；某同学在背后编排老师的坏话，我小人兮兮地要去告密，得逞后嘿嘿一笑。当然，也有失算的时候，遇见那些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家伙，我也没辙；只好蔫着一颗脑袋，苦着一张脸，仿佛害了相思病。

就这样，在我十岁那年，我积累了几百本小人书，俨然成了小人书的大户。我可不当守财奴，每逢星期天，我便学着镇上的生意人在院子里摆个摊，人家是五分钱一阅，我这里分文不取。这个时候，我开始朦朦胧胧地领悟到什么叫权力，什么是主宰。我在班上很高调地宣布谁谁谁来我家，谁谁谁你靠边站。那会儿，我的成绩单上红灯高照，我在班上的尊严全靠小人书来支撑。我看着小伙伴们用指头翻一页小人书沾一下嘴唇，他们痴迷，我陶醉；小摊就是我的王国，我自然就是国王；看着他们争做一团，然后等着我这个国王来裁决，我心花怒放。每换一个老师，都要问我们长大后要做什么，我总是毫不含糊地回答：“摆书摊。”老师骂我没出息，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回家问我妈，我妈说：“当队长，当镇长，当县长……”我似乎明白了，凡是带“长”的都算“有出息”，就跟我们班的班长似的；老师总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班长的每一句话，为了免遭无妄之灾，班上很多同学都要“孝敬”那个大嘴班长，除了我。我虽然富有，富有得仿佛拥有全世界，但班长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轻描淡写，我的“全世界”在那家伙眼里不值一钱。终于，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用鸡毛掸子教训了一通，理由是我用小人书诱惑“祖国的花朵”，拉拢“社会主义接班人”。我摸着红肿的屁股回到班上，大嘴班长搂着同桌的肩膀笑得一脸的无邪。

那年夏季，我们最钟情的游戏是扒裤衩，然后博得无数的欢声笑语。一个课间，我对大嘴班长发起突袭，我的动作凌厉如风，立即让他裤裆里的玩意儿大白于天下。班长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暴怒之下，他的两只手也伸向我的裤衩。我的蓝色裤衩也下了，但一个灰色裤衩还在身上。然后，操场上的笑声像鹳鸟一样扑着翅膀四处飞扬，我看见班长哭着奔向老师的办公室……

之后，来我书摊的人越来越多，但我的小人书却越来越少。七手八脚，防不胜防，呈现在我眼前的全是无辜的眼神和良民的模样，他们看着我跳，跟着我骂。后来我才知道，小人书藏在他们的腋窝里，裤腰里，雨靴里；甚至趁我转身之际，一本小人书就飞出我家低矮的院墙。有人告诉我，班长家里的小人书越来越多，《闪闪的红星》在那，《三毛流浪记》在那儿，《林海雪原》在那儿……我恍然大悟。我想冲进他们家，但我不敢，因为我妈说，他爸是队长，是村大队的队长，管着我妈这个妇女主任。那时，我只能歪着脑袋想，有出息的人真他妈不一样。

当我的小人书还剩下不足一百本的时候，我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班上转来一个白白净净的男生，男生书包里揣着一把塑料玩具驳壳枪，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我用五十本小人书换了他的驳壳枪。因为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当八路军的司令，司令当然得配驳壳枪。当晚，我在梦中用我的驳壳枪指着大嘴班长喊叫：“举起手来，缴枪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