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会场沉默片刻后，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他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说：“周扬同志的传达介绍十分感人，重要之点仍然是‘文革’十年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事业的摧残和破坏！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本文摘自《民主人士》，汪东林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5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上百万群众（资料图）

文化组的漫谈会一开始出席率就高，发言踊跃，全组成员70余人，每次到会都在50人以上，会议经常由周扬主持，万一他不能出席也要委托魏传统等副组长到会召集，鼓励委员们畅所欲言。

在1978年6月8日以前的几次例会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任之提出为吴晗平反，为“三家村”平反，为“二月提纲”平反！杜任之的意见获得到会同志的赞同，会后由工作组办公室写成简报向中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反映。尽管此次呼吁早于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的一年之前，但政协文化组这个呼吁行动并没有遭到追查。委员们由此形成一种印象，在政协的会议上发出呼吁——或称之为批评、意见、建议，是政协委员的权利和职责。杜任之率先提出为吴晗平反的举动，有力地推动了漫谈会的活跃气氛。

1978年6月8日，文化组在政协礼堂东厅召开例会，原定内容是由周扬向委员们传达结束不久的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的盛况，因此会议由副组长魏传统主持。在周扬将近一个小时的传达介绍中，讲到他本人在大会主席团会上见到丁玲时抱头痛哭，委员们听着都动了感情，有的甚至举手拭泪。周扬本人既是“文革”中受难最重者之一，又是“文革”前17年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对“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他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十年“文革”更深重的灾难，使1957年被打击的丁玲和1957年打击了丁玲的周扬都醒悟到这历史性的惩罚是何等无情，这恶性扩大化的错误的代价是何等沉重！周扬紧紧握着丁玲的手，半天才说了一句：“我对不住您！”丁玲立即答复：“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在‘文革’中受的苦难不比我轻啊！”他俩紧紧拥抱，唯有让泪水来表达内心难言的怆痛……

周扬传达结束，会场沉默片刻之后，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他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说：“周扬同志的传达介绍十分感人，重要之点仍然是‘文革’十年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事业的摧残和破坏！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报》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1976年12月就写出题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报送中央。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我们《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这桩大事的拨乱反正，他们要我到政协会上来呼吁呼吁，我就来了，我本人也有此强烈的愿望。由于我是政协委员，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地方，又是内部的会议，我以为敞开说说是无妨的，有积极意义的。”

“这是我的开场白。”